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
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 南 省 政 府 令
政府令236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已经2012年1月9日第五届海南省人民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代省长
二○一二年一月十日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
省人民政府决定对《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修改为：“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城镇用人单位从业的人员，不分其户籍和人事档案关系的性质及所在地，应当按照《条例》的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但能够提供省外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已经参保的证明或其派出机关、事业单位出具的按规定无须参保的有效证明材料的人员除外。
“具有本省行政区域内非农业户籍，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按照《条例》的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凡本省行政区域内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参加过本省基本养老保险的从业人员，不分本省、外省及农业、非农业户籍，可以按照《条例》的规定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二、将第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修改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城镇用人单位从业的台湾居民、香港和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应当按照《条例》的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城镇用人单位依法招用的外国人，应当按照《条例》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但已与中国签订社会保险双边或者多边协议国家国籍的人员在我省城镇用人单位就业的，按照协议规定办理。”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用人单位从业人员参保名单应当在本单位公示，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的本单位缴费基数总额及个人缴费基数应当分别由法定代表人及从业人员签名确认。”
四、将第四条改为第五条，修改为：“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的月缴费工资及缴费额，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条例》的规定核定。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的实际工资总额低于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报同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备案后，可按实际工资总额征缴，并逐步过渡到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具体过渡办法由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在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参保的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的缴费工资总额，报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备案。”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有权核查用人单位的从业人员名册、工资发放表、财务会计账册等基本养老保险工作所需资料，调查和检查缴费单位和缴费个人的参保缴费情况，依法对缴费单位和缴费个人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六、将第五条改为第七条，修改为：“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以下统称灵活就业人员）按照《条例》规定缴费有困难的，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分5年逐步过渡到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2008年为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2009年为70%，2010年为80%，2011年为90%，2012年为95%，2013年为100%。”
七、将第六条改为第八条，修改为：“基本养老保险登记和缴费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驻海口地区的中央、省直属机关、事业单位，在省级以上民政等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在省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和省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其他单位，招用无军籍从业人员的军队所属单位，驻本省其他地区、经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批准的省属用人单位，原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行业统筹并由国家规定移交地方管理的单位，在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登记、核定缴费数额后，在海口市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二）洋浦经济开发区内的用人单位在洋浦经济开发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登记、核定缴费数额后，在洋浦经济开发区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三）其他用人单位在所在市、县、自治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登记、核定缴费数额后，在当地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四）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所在市、县、自治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登记、核定缴费数额后，在当地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八、将第七条改为第九条，修改为：“参保人员在本省重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与本人协商确定保留其中一个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其他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应当予以清理，退还个人账户储存额。多领取的部分从个人账户储存额中予以抵减，抵减后个人账户储存余额退还本人。个人账户储存额不足抵减的，责令其限期退还。”
九、将第八条改为第十条，并将该条第一款第一项中的“用人单位”修改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十、将第十条改为第十二条，并将该条中的“第十七条”修改为“第十六条”，“统筹地区”修改为“市县（含洋浦，下同）”。
十一、将第十六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从业人员在同一市县范围内的不同单位间流动，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人员增减情况；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及时核对、调整有关人员的参保缴费记录档案，不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参保人员在省内不同市县间流动时，应当按国家统一规定的办法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档案，不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十二、删去第十七条。
十三、删去第十八条。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九条：“在省内流动就业的参保人员，由其最后参保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属本省户籍人员，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非户籍所在地，经参保人员自愿申请，也可转移到户籍所在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十五、将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合并为第二十条，修改为：“参加本省基本养老保险的从业人员，离开本省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能转移的，可以保留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一次性清退个人账户储存额。
“原参加本省基本养老保险的国家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从业人员，未达到待遇领取年龄死亡，或者达到待遇领取年龄后由本省财政全额支付退休待遇的，应当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并退还个人账户储存额。”
十六、将第二十一条中的“统筹地区”修改为“市县”。
十七、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企业女职工按以下办法确定退休年龄：退休前从事生产岗位的，退休年龄为50周岁；退休前从事管理或技术岗位的女职工退休年龄为55周岁。退休前从事企业管理或技术岗位的女职工，经本人申请，单位批准，年满50周岁，可以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手续。确认企业女职工岗位以其退休前最后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为准。
“事业单位女职工按以下办法确定退休年龄：事业单位档案记载为工人身份的女职工，退休前受聘在工勤岗位的，退休年龄为50周岁；退休前受聘在管理或专业技术岗位的，年满50周岁后，经本人申请，单位批准，可办理退休手续。事业单位档案记载为干部身份的女职工，退休前受聘在管理或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其退休年龄为55周岁；退休前受聘在工勤岗位的，年满50周岁后，经本人申请，单位批准，可办理退休手续。
“灵活就业人员，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可以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十八、删去第二十八条中的“和个体工商户”。
十九、将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申请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时，应当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资料，并根据需要提供有效退休审批文件、人事档案和户籍地、原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未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证明等。”
二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条：“从业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实际缴费年限满10年不满15年，但有视同缴费年限的，其实际缴费年限按照下列规定实行五年过渡：
“(一）2012年12月31日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实际缴费年限须满11年；
“(二）2013年12月31日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实际缴费年限须满12年；
“(三）2014年12月31日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实际缴费年限须满13年；
“(四）2015年12月31日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实际缴费年限须满14年；
“(五）2016年1月1日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实际缴费年限须满15年。
“本省户籍人员在省外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到本省，其实际缴费年限不满15年的，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满15年后，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部队中有军籍人员等无须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从业人员，因调动、辞职或者退出现役（不含自主择业）流动至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后，按照《条例》的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且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不受实际缴费年限满15年的限制。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满15年的，自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基本养老金的下月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二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一条：“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时，应当提供劳动关系证明、工资发放凭证等材料。补缴基数按照欠缴期间实际工资确定。但2013年12月31日前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补缴1997年12月31日前欠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时，补缴基数不得低于欠缴期间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不得高于欠缴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灵活就业人员不得向前补缴。”
二十二、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三条，并将该条中的“基础养老金”修改为“统筹养老金”，“参保人退休前1年、2年、3年……n年全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修改为“参保人退休前1年、2年、3年……n年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二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六条：“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导致1993年12月31日前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未足额发放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其档案工资重新核定其基本养老金，重新核定后增加的基本养老金，从2012年1月1日起发放。”
二十四、将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七条，修改为：“独生子女父母、无子女人员每月分别加发本人基本养老金的百分之五、百分之十作为计划生育奖励金。发放对象的基本养老金基数增加后，计划生育奖励金也随之增加。加发的计划生育奖励金由同级财政承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
二十五、将第三十六条改为第三十九条，修改为：“从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后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一次性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支付，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承担。
“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后因病或非因工死亡，一次性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低于本省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同类人员抚恤金标准的，其差额部分按以下办法予以补足：属于财政预算管理编制且工资由财政全额安排的人员，其差额部分由同级财政负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发放；其他人员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负担，同级财政按用人单位财政供养方式予以补助，用人单位发放。
“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十六、删去第四十二条。
二十七、删去第四十三条。
二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五条：“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按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机关工勤类从业人员、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从业人员跨省流动就业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时，只转移个人账户储存额，不转移统筹基金。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十九、将《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其他条款中的“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征收机关”修改为“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新公司法”之十大创新
毛德龙
2006年1月1日，运行了近十二年的1993年公司法终于寿终正寝，新的公司法，也即2006年公司法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通过。新公司法共二百一十九条，相较旧公司法而言，还少了十一条。公司法作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极端重要的法律，它的修改不能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它的修改也必将对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规范发挥重大作用。那么，新公司法相比旧公司，究竟“新”在何处呢？依笔者之见，新公司法至少有十处创新，颇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新公司法已经完成了从体制改革法到商事法的角色转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旧公司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表明是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着眼于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体制改革法的色彩非常浓厚。并且旧公司法比较注重国有公司的制度设计，注重发挥国家在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中的主导作用。旧公司法经过运行了十二年，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确立，国家控股的大型国有企业已经全部完成了公司化改造，从体制和制度上已经使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生根发芽。在此种背景下，旧公司法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原有的一系列关于企业改制的条文已经显得不合时宜，新公司法着眼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规范和发展，适时的将立法的目的调整为“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比较纯粹的商事法应当说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一次变革。
第二，新公司法增创了“一人公司”，使个人创办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可能。“一人公司”的制度创设应当说是新公司法的一大亮点。旧公司法要求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是两人以上五十人以下，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个规定一方面压制了个人创办有限公司的热情；另一方面，一些有投资愿望的个人又不得不聘请一些挂名股东，以规避公司法的强行性规定，使公司法的这一强制性要求变成了一纸空文；同时，由于挂名股东的出现，又平空增添了大量纠纷，给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基于这种得不偿失的情况，新公司法解除了这一禁令，对鼓励投资，减少纠纷，必将有所裨益。
第三，新公司法采纳了学界多年提出的“授权资本”的建议，大大降低了创设公司的门槛。授权资本制和实收资本制的论争一直是公司法修改过程中的一个焦点，旧公司法着眼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考虑，采纳了实收资本制。经过十二年的运行并参酌国外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经验，我们发现，发达的西方国家以及港台地区莫不采用授权资本制。并且我们的外资法律制度，已经允许外商独资企业采用授权资本制，在同一个法律框架内，采用两种不同的注册资本制度，本身是不合理的。新公司法采纳了学界的强烈的呼声，更加注重公司法鼓励创业的作用，毅然采纳了授权资本制，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我们阅读一下新公司法第二十六条，我们不难发现，只要我们有三万元，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老板！我们相信，新公司法必将成为一些创业者的圆梦之法！
第四，新公司法增加了多条股东权利救济的途径，回应了在旧公司法在实务操作中的困境。旧公司法运行十二年，其中发现问题最大的是实务操作的困难，尤其对于中小股东的保护极为不利，一些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缺乏发表意见的机会，有时一些大股东甚至完全漠视中小股东的利益，几年不分红的现象相当普遍。但是，旧公司法赋予中小股东救济的途径却非常少，以至于中小股东投诉无门，只有忍气吞声。新公司法吸收了最近几年学界研究的成果，十分注重股东权利救济的途径，对于股东代表诉讼、股东转让股权等规定进行了补充和细化，给我们现实的司法运作指明了方向。
第五，法院的地位在新公司法中得到充分尊重，司法救济已经成为解决公司法争议最主要的途径。法院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其地位和作用已经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但是由于旧公司法规定过于笼统，没有预料到现实运作中的复杂情况，使公司法上的权利往往得不到司法的保障。新公司法十分注重权利的司法救济，很多条文直接规定纠纷由人民法院解决。例如：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就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第六，新公司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规制，尤其加强了对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限制。在近年来，上市公司违规操作屡屡发生，中国股市持续低迷，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更是令人痛心。新公司法相较旧公司法而言，比较注重公司法与证券法的衔接，对上市公司的组织架构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并要求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更加注重维护中小股东和股民的合法权益。
第七，新公司法反映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于董事、监事、股东、经理的权利制约更加精致。公司治理结构是整个公司法研究的核心问题，近年来研究成果可以说是相当丰富，新公司法吸收了这些研究成果，使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的权利更加趋于平衡，相互之间的权利制约更加精致。如，新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就规定：“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这一规定，就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司法实务界的董事和监事权利滥用的问题。
第八，新公司法基本解除了对公司的转投资限制和对公司股东担保的限制。公司的转投资限制和公司对自己股东担保的限制是旧公司法中重要的禁止性规定，但是这两个限制也屡遭学者诟病。新公司法终于取消了这两个限制，赋予了公司经营活动更大的自由。新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
第九，股东的出资方式不再限于旧公司法中规定的五种，只要是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财产就可以作为出资方式。旧公司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也即，旧公司法对于出资的方式只限定了上述五种，除此之外，别无出资其他方式，这种僵硬的规定显然不利于引导和鼓励公民投资创业的积极性。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除了上述五种财产外，财产的存在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公司法审时度势，适时的调整指导思想，作出了新的调整，应该是明智之举。新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可以以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第十，新公司法加大了对违反公司法的制裁力度，进一步规范了公司的解散和清算制度。旧公司法对于违反公司法的违法行为制裁力度比较轻微，一般为一万元以上十万以下的罚款，在很多情况下，根本不能起到应有的阻吓作用，新公司法提高了罚款的标准，一般为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另外，旧公司法将刑事责任作为公司法律责任的一种形式，新公司法则取消了刑事责任的规定，更好的体现了公司法与刑法的衔接。公司的解散和清算是现实中发生比较多的一类纠纷，并且往往相当复杂，不进行清算就擅自解散的公司相当普遍，对债权人的保护相当不利，基于这种局面，新公司法花了很大篇幅细化了公司的解散和清算制度，明确了清算主体，强化了清算责任，这些修改相对于旧公司法来说，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总之，新公司法无论从章节安排，还是制度设计，都是对旧公司法的一次巨大的变革。这次修改，应当说是旧公司法施行十二年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十五年来基础上的一次重大调整。新公司法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的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当然，新公司法也留下了很多缺憾，例如，它还没有完全解决外资公司与内资公司的差别待遇问题；它对于当前中国市场经济还不尽完善的状况下，债权人的保护可能不一定有力；它还没有完全解决公司法运行中的一些难题。但无论如何，新公司法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部极端重要的法律，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毛德龙，男，1977年3月出生，山东省日照市人，现为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博士研究生。迄今为止，共发表学术论文以及随笔30多篇，主持编写著作一部，参加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两个。其中一篇获最高法院第十五届学术论文研讨会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