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防军工所属单位基本建设拨、贷款管理工作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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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役权到公物的特许使用

刘建昆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章专章规定了地役权制度。所谓地役权是指利用自己的土地而不得不役使他人土地而产生的权利。它的基本功能是调整不同土地所有者之间因共同利用各自土地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以使在相邻土地归属于不同主体的情况下，使需要借助他人土地之便利才能利用自己土地的人，得以顺利利用自己的土地。他人的土地为供役地，自己的土地为需役地。在大陆法系中，均把土役权视为一种他物权，一种最基本的用益物权。而在英美法系中，地役权也被认为是对他人土地的权利，但地役权区别于地权，被称为非地权利益。

　　实践中，公物之上是存在很多役权的。以城市道路为例，凡是非道路行政机关（或其下属事业单位）设置的诸如各种供水供电燃气管线、邮政、电信设施等，无论埋设于道路之下或者修建于道路之上，均属之；甚至于，其他行政机关设置于道路公物上的设施，如公安机关设置红绿灯、监控眼等，亦属之。城市道路公物或者广场之类公物，是建立在国有土地不动产之上的，公物与土地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不动产，并且以公物的面目出现，因此这种地役，应当视为对不动产公物的役权。

　　然而这种役权能不能构成《物权法》上的地役权？我们认为，公物的管理和使用，属于公法上的设置事项，这些地役事项尽管还与《物权法》有一定的相同或者联系，但是已经独立出来而为行政法律所调整。故民国学者范扬云：“此种权利，系存于公法关系中，其为公权，固无待论。”

　　公物的特殊使用是各国公物法或者公产法上通行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一般采取行政许可的形式，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这部分脱胎于物权法上地役权的利用。我国民国学者范扬在其《行政法总论》中称之为“公法上之独占使用”；王名扬先生介绍为“固定的特别独占使用”；高家伟翻译沃尔夫《行政法》翻译为“特殊使用许可”；杨建顺翻译盐野宏《行政法》则称为“特许使用”其实指的是同一种制度。

　　按民国范扬介绍，尚有“公物使用权之特许”与“公法上之独占使用”不同，前者“在特定共用物上，为特定人设定公法上之特别使用权”，然未提及实例，语焉不详。究竟是指因双方行政契约（合同）约定而产生的临时独占使用，还是法国法上的“普通独占使用”，尚不能确定。

　　与特许使用伴生的，尚有两种警察权上的许可，一为公物警察权许可，二为安全警察权许可。我国《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因工程建设需要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应当事先征得道路主管部门的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这两种许可与公物的特别使用许可是不同内容的三个许可。

　　公物管理权在城市主要是城市建设行政机关的职权。从公共用公物在中、法、德、日、韩等国家的发展可以看出，社会管理制度中共性还是大于个性的。如果能够深刻把握住其实质，紧密的与我国现实联系起来，理论才能够有所发展，行政法学才有可能避免遁入书斋而成为玄而又玄的“理论”。

二○○九年十月十六日



近日，郭晶晶产子的消息占据了许多媒体的头条。在热议这个话题的同时，有人开始对孩子的未来成长和隐私表示出担忧。有学者指出，如何平衡媒体关注与孩子隐私权之间的关系，给孩子一个正常、平凡的成长环境，成为郭晶晶夫妇面临的棘手问题。诸如此类的现象表明，在新媒体时代，“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再次引发人们的深思。

所谓“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生活的特定时期和特定领域内，因其特定身份或因特定事件，使其与一定的社会公共利益或公众兴趣密切相关，成为公众关注对象的自然人。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公众人物”不可避免会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媒体追逐的目标，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无疑是最为快捷、有效的传播手段之一。从近年来发生在我国的“郭美美”事件、“微笑表哥”事件、“房叔”事件、重庆官员雷政富等人“不雅视频”事件，以及前不久美国的“棱镜门”事件等等，都不难看出网络媒体的特有效应和巨大作用。

然而，网络媒体是把双刃剑，把握不好就会伤及无辜，更会构成侵权。

公民享有隐私权且应当受到保护，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亦应适当保护，也逐渐为大家所接受。然而，新媒体时代“公众人物”的哪些隐私应当保护，该怎样保护，目前我国法律仍无具体规定，理论界也有争议；司法实践裁判不一，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平衡点”，划出一条清晰的“边界”。

笔者认为，在当前我国相关立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要把握好“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度”，应当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关联性原则

认定一条信息是否侵犯“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首先应当从该信息是否与公共利益息息相关，是否同“公众人物”的身份密切相连来作出判断。

有的信息对普通人来说是隐私，而对于“公众人物”来说可能就属于公共信息。披露相关信息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有时往往取决于被披露的对象是否属于“公众人物”。一块名表戴在富豪的手腕上，不一定会引起多大的关注，但戴在政府官员手腕上，就会引发众多的质疑，因为这关系到了特殊的身份和公共利益。作为老百姓的张三李四结婚、离婚，那是他们的自由；但房地产大佬的婚变就会引来媒体的浓厚兴趣，默多克与邓文迪离婚也自然占据世界网络媒体的头条——原因仍然是他们的身份特殊。同理，如果是身为富二代的“郭美美”炫富，大家认为不过是无知、无聊、少女的虚荣心作祟，顶多嗤之以鼻，而一旦知道其红十字会背景，立马引发全国民众的声讨，因为这涉及到了公共利益。

因此，是否与“公共利益”、“特定身份”相关联，是判定“越界”与否的一个尺度。如果和公共利益无关，与特殊身份无涉，那么过多披露、渲染“公众人物”隐私就肯定“越界”，必定侵权。


私密性原则

与前述关联性相反，只要与“公共利益”和公众“合理兴趣”无关，都属于私密内容，都要受到隐私权保护；如果“公众人物”不愿为人所知的纯私密信息被披露，裁判其侵权，就无可厚非。

私密性信息包括生理特征、缺陷等身体隐私，住宅、卧室、更衣室、卫生间等有形私密空间，日记、悄悄话、电子邮件等无形私密空间，生活习性、健康状况、病历、档案以及银行账号、密码等纯私人的信息。实践中，披露公众人物纯私密信息的事情屡见不鲜，如发生在前几年的我国的“王菲产子”事件中，歌坛天后王菲虽然是“公众人物”，但作为产妇的她选择到哪家医院，住什么样的病房，尤其是生下来的婴儿是什么样子，完全是产妇自己及其家人的私事，与公共利益无关，媒体不应该过多披露，除非其本人自愿。然而，从王菲产前检查到住院生产，从婴儿性别的猜测到出生后确切的斤两，都被媒体连篇累牍地炒作得铺天盖地，甚至连初生婴儿的生理缺陷都被详细描述，这显然就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如果涉及诉讼，媒体承担责任当属自然。

需要再次强调：如果一条信息超出了“私”的范围，对公共利益产生了影响，那么，就不再是隐私权的范围所能涵盖，公众就有知道的必要。正如“表哥”杨达才的名表，“房叔”蔡彬的房子，以及“郭美美”的财产一样，本来属于私人信息，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超出了“私”的范畴，自然会引发“公”的关注。


真实性原则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更是网络媒体应当遵循的原则。网络媒体为了满足公众兴趣，不可避免会追逐新奇、轰动的信息以吸引眼球，有的网络媒体为了追求时效性、点击率，往往会抢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可能来不及对细节的真实性进行核实，这种情况下，稍不注意就会侵犯到“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当然，司法也不可能苛求网络媒体事无巨细都要事先经过核实之后才发布信息，但最起码应对主要的、基本的事实负责。

如果为了追求所谓的及时性、轰动性效应而置真实性于不顾，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或者采用“偷拍”、“偷录”等方式偷窥、宣扬“公众人物”隐私，甚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胡编乱造，把网络当作传播小道消息、宣泄个人情绪乃至泄私愤的途径，其结果就是以社会监督和言论自由之名，行“网络暴力”之实，不仅违反视真实为生命的媒体人的职业规范，也有违诚实信用的做人之道，更是严重侵犯“公众人物”的隐私权。

值得注意的是，真实性应当还包含另外一层意思，即“公众人物”主观意愿是否真实。有少数“公众人物”尤其是演艺圈明星，他们往往并不介意媒体报道自己的一部分隐私，有的还主动借助媒体来宣扬自己的隐私，甚至还有的故意制造所谓“绯闻”、“艳照”、“走光”等事件来达到“自我炒作”的目的。其实，这些仍然属于真实性原则的范畴，即“公众人物”主观上是否真实、自愿披露自己的隐私——在主观真实的情况下，媒体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