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重庆市人事争议仲裁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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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技部等


关于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改善城乡声环境质量的指导意见

环发〔2010〕14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发展改革、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公安、财政、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铁道、文化、工商主管部门：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环境噪声污染影响日益突出，环境噪声污染纠纷频发，扰民投诉始终居高不下。解决环境噪声污染问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是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的重要内容。为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改善城市和乡村的声环境质量，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升噪声污染防治和声环境质量管理水平，强化噪声排放源监督管理，切实解决噪声扰民突出问题，不断改善城乡声环境质量，努力建设安静舒适的城乡环境，保护居民身体健康，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二）工作原则。坚持城市和乡村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相结合，促进声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坚持促进噪声达标排放和减少扰民纠纷相结合，减轻噪声污染对居民生活、工作、学习的影响；坚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和声环境质量管理相结合，健全环境噪声管理制度和政策措施；坚持统一监管与部门分工负责相结合，形成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分工联动的工作机制。
　　（三）主要目标。到2015年，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工业、交通、建筑施工和社会生活噪声污染排放全面达标，居民噪声污染投诉、信访和纠纷下降；声环境质量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城市声环境功能区达标率明显提高，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声环境质量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农村地区声环境进一步改善。
　　二、加大重点领域噪声污染防治力度
　　（四）加强交通噪声污染防治。全面落实《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以下简称“敏感区”）的高架路、快速路、高速公路、城市轨道等道路两边应配套建设隔声屏障，严格实施禁鸣、限行、限速等措施。加快城市市区铁路道口平交改立交建设，逐步取消市区平面交叉道口。控制高铁在城市市区内运行的噪声污染。加强机场周边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减少航空噪声扰民纠纷。
　　（五）强化施工噪声污染防治。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查处施工噪声超过排放标准的行为。加强施工噪声排放申报管理，实施城市建筑施工环保公告制度。城市人民政府依法限定施工作业时间，严格限制在敏感区内夜间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实施城市夜间施工审批管理，推进噪声自动监测系统对建筑施工进行实时监督，鼓励使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和工艺。
　　（六）推进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严格实施《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禁止商业经营活动在室外使用音响器材招揽顾客。严格控制加工、维修、餐饮、娱乐、健身、超市及其他商业服务业噪声污染，有效治理冷却塔、电梯间、水泵房和空调器等配套服务设施造成的噪声污染，严格管理敏感区内的文体活动和室内娱乐活动。积极推行城市室内综合市场，取缔扰民的露天或马路市场。对室内装修进行严格管理，明确限制作业时间，严格控制在已竣工交付使用居民宅楼内进行产生噪声的装修作业。加强中高考等国家考试期间绿色护考工作，为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七）深化工业企业噪声污染防治。贯彻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查处工业企业噪声排放超标扰民行为。加大敏感区内噪声排放超标污染源关停力度，各城市应每年关停、搬迁和治理一批噪声污染严重的企业，到2015年年底前实现敏感区内工业企业噪声排放达标。加强工业园区噪声污染防治，禁止高噪声污染项目入园区。开展乡村地区工业企业噪声污染防治。
　　三、强化噪声排放源监督管理
　　（八）严格声环境准入。各地在编制城乡建设、区域开发、交通发展和其他专项规划时，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之中纳入声环境影响评价章节。严格建设项目声环境影响评价，明确改善噪声污染防治的措施要求。严格项目环境噪声“三同时”验收管理，未通过验收的噪声排放项目，一律不得投入运行。
　　（九）加强重点源监管。城市环保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确定本地区交通、建筑施工、社会生活和工业等领域的重点噪声排放源单位，严格各项管理制度，确保重点排放源噪声排放达标。城市环保部门应于2011年年底完成重点噪声污染源确定工作，确保实现重点噪声排放源排放达标。
　　（十）健全污染源管理制度。严格实施噪声污染源限期治理制度，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每年限期治理一批噪声超标的重点企业。严格落后工艺设备淘汰制度，将高噪声的工艺设备纳入淘汰目录。探索建立设施噪声标牌制度，明确标识相关产品噪声排放水平及符合的相应标准。
　　（十一）积极解决噪声扰民。加强噪声污染信访投诉处置，畅通各级环保“12369”、公安“110”、城建“12319”举报热线的噪声污染投诉渠道，探索建立多部门的噪声污染投诉信息共享机制。将排放超标并严重扰民的噪声污染问题纳入挂牌督办范围。建立噪声扰民应急机制，防止噪声污染引发群体事件。
　　四、加强城乡声环境质量管理
　　（十二）促进城市声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贯彻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不断扩大噪声达标功能区面积，提高功能区夜间噪声达标率。城市区域应按《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分技术规范》划定或调整声环境功能区。2011年年底前，各省级环保部门应负责指导本辖区内城市完成声环境功能区的划定和调整工作，并将功能区划定情况报环境保护部备案。
　　（十三）强化重点城市声环境达标管理。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以下简称“重点城市”）应全面改善城市声环境质量，“十二五”末应全面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要求。重点城市应确定达标区和不达标区，制定达标区保持计划或进一步改善计划。不达标区噪声削减计划应由城市环保部门会同建设、交通、铁路、民航、工业、公安和文化等部门制定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2010年年底前各重点城市应完成计划的制定和报批工作，并报环境保护部备案。
　　（十四）完善噪声敏感区管理政策措施。完善噪声敏感区保护制度，明确敏感区范围和管理措施，加大敏感区声环境质量改善力度。逐步建立民用建筑隔声质量验收制度，将室内声环境检测纳入新建建筑竣工环保验收。实施建筑声环境质量状况告知制度，推动物业单位参与声环境管理。
　　（十五）进一步改善乡村声环境质量。严格控制城镇化过程中噪声污染，防止噪声污染从城市向乡村的转移。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地声环境管理，应列为噪声敏感区加以保护。各地应将加强乡村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纳入日常环境管理工作。
　　五、强化监管支撑能力建设
　　（十六）完善噪声监测网络。各城市应建立和完善声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将噪声监测作为环境监测标准化建设重点内容之一。重点噪声污染源应安装噪声自动监测仪器，将监测数据作为执法监管依据。重点城市应设置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2011年年底前各城市应至少设立一个噪声显示屏。加强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监测，重点城市应于“十二五”期间开展道路噪声监测工作。加强噪声污染执法监测能力，建设环境监测和环境监察部门应配置相应的噪声现场监测设备和仪器。
　　（十七）提高执法监管能力。各级城市环保部门应设专人从事环境噪声日常管理工作，重点城市应加强噪声污染防治机构建设。组织编写噪声污染防治培训教材，开展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法规、政策和标准的培训。促进国家级噪声控制工程中心建设，增强工业、交通、建筑施工、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技术研发能力。
　　（十八）开展治理工程示范。开展低噪声路面技术研究和示范工程建设。促进道路声屏障建设，实施高效隔声窗应用示范工程。重点城市应按规定开展汽车环保定期检验工作，将噪声排放逐步纳入检验范围，并开展摩托车和农用车（低速汽车和三轮车）的噪声定期检验示范。开展城市轨道交通噪声污染治理示范工程。示范工程按国家、省和市（地）分级管理。
　　（十九）强化部门协调联动。各级环保、公安、文化、交通、铁路、建设、工业、工商等主管部门应协调配合，加强噪声防治污染。各级环保、规划、城管、质检、海事等部门应明确噪声违法行为的执法程序和处罚机构。重点城市应定期组织联合执法专项行动。
　　六、夯实基础保障条件
　　（二十）加强规划引导。各地应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和声环境质量改善作为重要任务之一，纳入“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设立噪声污染防治章节。有关部门制定的铁路、交通和民航“十二五”规划，应有交通噪声污染防治内容。
　　（二十一）完善法规和标准。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修订调研工作及时研究解决规划和计划。抓紧拟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法规、规章，推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制定并实施交通干线噪声排放国家标准。研究室内环境噪声标准，制定低频和振动噪声标准。研究制定噪声控制产品标准和噪声控制产品准入制度。
　　（二十二）健全环境经济政策。加大噪声污染经济处罚力度，明确违法罚款数额，提高噪声扰民的罚款限额。严格依法征收噪声超标排污费，做到应收尽收。研究建立交通噪声扰民经济补偿机制，探索施工噪声扰民经济补偿措施。
　　（二十三）加强科技研究与开发。加大对声环境质量改善技术研发的支持，通过科技计划，依托行业主管部门，充分利用相关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噪声振动研究基础，研发噪声控制技术。加强振动控制技术、低噪声技术和产品研发，促进降噪装备产业发展。
　　七、抓好评估检查和宣传教育
　　（二十四）开展评估检查。各城市环保部门应定期开展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评估，发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重点城市应每年将噪声污染防治情况报送环境保护部。各省级环保部门应每年组织相关部门对辖区内城市声环境质量、噪声污染防治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并向社会通报检查结果。
　　（二十五）深化信息管理。划定后的声环境功能区应在环保部门网站予以公开，有条件的城市应在街道、社区明显位置设置声环境功能区类别的标识牌。建立环境噪声信息通报制度，规划制定和建设项目审批前应广泛征求相关居民意见。重点城市应试点开展噪声地图的绘制工作，指导本地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环境保护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全国噪声污染防治状况报告。
　　（二十六）促进公众参与。广泛宣传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介绍噪声对人体健康危害的知识。发挥媒体对各类噪声扰民的舆论监督，加大噪声违法的曝光力度。每年“6·5”环境日期间，各地应组织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宣传报道声环境质量状况和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情况。
　　　　　　　　　　　　　　　　　　　　　　　　环境保护部　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铁道部　文化部　工商总局
　　　　　　　　　　　　　　　　　　　　　　　　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论当前对典当行业立法的必要性

郭辉


　　典当这个古老的行业自1987年在中国大陆复出以后,全国典当业一直处于多头管理、高速发展、混乱经营局面。其主管部门历经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商务部,管理规范也由《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到《典当行管理办法》和《典当管理办法》,但是部门立法的缺陷一直困扰着典当业的健康发展。
　　(一) 关于典当立法管理的争议
　　我国典当业据说肇始于南朝,在经历了一千六百多年的兴衰沉浮后又重新发展起来,但是从标志着新中国典当业复出的四川成都华茂典当行成立之日起,①典当业是否应当统一立法就一直伴随着争议。新中国成立后,典当业一度被禁止,通过专门的立法规范典当业已无必要,对于民间尚存的部分典当行为,沿用政策、司法解释等进行调整。如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第58条和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0条均对典权制度作了肯定。典当业重新兴起以后,如何通过立法规范典当业,在政府管理层和法学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 在政府方面,起初典当行被作为金融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从严管理的政策;2000年6月典当业监管由国家经贸委接管并宣布“取消典当行金融机构的资格”,而作为特殊的工商企业,放宽典当行的市场准入条件,允许典当行从事动产和财产权利业务;2003年7月国家经贸委撤销,商务部组建后负责典当业的监管。行业主管部门的频繁更换,典当企业从“金融机构”到“特殊工商企业”再到“比较特殊工商企业”的角色定位变化,不仅仅是机构改革的需要,实际上更主要反映了政府管理层对典当业的性质认定至今尚未达成稳定共识。 在法学界方面,关于典当业的立法形式,一直有两种主张:一是在《物权法》的“质权篇”中增设“营业质”一节;二是专门制定一部典当商法。2002年12月17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中,未有营业质权的规定,2005年2月商务部和公安部又联合颁布了《典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克服典当管理规范效力不够的缺陷,在梁彗星教授和王利明教授牵头起草的《物权法》(草案)中专门设定了营业质权,如果这一规定得以采用,典当业的专门立法在短期内已无出台可能。而“营业质权”相关规定能否覆盖实践中的“典当”行为在法学界也存在不同看法,在《物权法(草案)》四次审议过程中,有关“典权”的规定两次写进去,又两次被拿掉,这说明立法机关和法学界关于典当的立法争议的确很大。 正是政府和法学界对典当业认识的诸多不确定性,导致典当业至今尚未纳入法律的高度进行调整,当典当业务与上游的银行担保业务、下游的寄卖业务因混同产生争议时,因现有的《办法》效力不足,许多正常的典当行为也陷入法律管辖的飞地,而一些新业务如关于股票质:的处分等更是无法可依。
　　(二) 《办法》的层次和效力低下
　　我国的典当行业尽管恢复和发展速度很快,但由于管理规范的层次低、效力不高,不能满足实践需求。《办法》就其法律等级和效力而言,属于行政规章,层次和效力低于法律、法规。这在立法管理上至少产生了两个不利于典当业发展的后果:第一,它不能阻止国务院其他部门及地方立法机关制订相关规章,造成部门多头管理上的混乱;第二,当国务院其他部门及地方立法机关制订的相关规章与《办法》不一致时,是根据规范制定机关的层次还是根据规范颁布的时间先后确定其效力,我国法律无明确规定,因此造成企业依法经营时无所适从。现实情形正是如此,由于尚无国家统一权威立法,尽管《办法》全面规定了典当行的性质、主管部门、设立及变更和终止程序、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以及罚则等,但在具体执行时,特别是进入法庭诉讼时,其依据就各取所需。因为各有关管理部门的行业规定及省市地方立法规定的原则不同,从而导致典当行业经营和发展中纠纷增多,一些典当行为的有效性只能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主管机关的“复函”予以肯定,如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戴文林、戴文治诉高学孔房屋典当纠纷如何处理的复函”中关于“绝卖”的回复和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典当行从事房屋抵:贷款业务有关问题的复函”中关于“不禁止房屋抵:贷款业务”的回复等等。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理方式降低了企业管理效率,严重影响企业的永续经营。
　　(三) 《办法》部分重要规范或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
　　《办法》部分重要规范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如《办法》虽然允许典当企业成立分支机构,但分支机构的法律地位如何,《办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办法》第53条笼统的规定,对属于赃物或者有赃物嫌疑的当物,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予以扣:,并依照此时国家有关规定处理,但何谓“国家有关规定”,也没有明确,实践中无法操作;对于当物毁损,典当行进行赔偿方面也没有详细的规定,实务中只能依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处理,使《办法》作为特别法的作用大为降低;按照《办法》规定,房地产、汽车等绝当后,当户应当前来办理登记过户手续,但在典当实务中当户往往拒不履行义务,因《办法》与公安部门的车辆登记管理规定缺乏上位法上的衔接,此时若典当公司单方面办理过户手续,通常被有关部门依法拒绝等等。《办法》中这类因过于抽象而不便于操作的规范还有许多,与其通过权力有限的部门制定效力部高的实施细则,还不如制定一部权威的商法典一并解决这些问题。此外,通过制定典当法,还可以为典当业者提供一个更有保障的权利救济渠道,如在正常的典当活动遇到有关部门的依法拒绝、阻碍和消极不作为时,典当企业可以通过司法渠道保护自己的利益。
　　(四) 与典当业相关的主要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
　　调整我国现今典当业的法律规范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中有关质:的规定;商务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设立和营运的规定;国务院其他部门颁布的涉及典当业的规章、地方机关有关典当业的规定等等。由于“政出多门”,这些规范或衔接不好或相互冲突,影响典当业的健康经营。其中最为理论和实务界所病诟的是《办法》与《担保法》之间的冲突,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质:权是一种营业质权,流质约定无效;而根据《办法》,典当不仅是一种营业质,出质人还可以不动产抵:而获得融资,质权人因此获得抵:权,这表明典当企业因典当行为所获得的权利与营业质权有所不同,因此,《办法》中承认流质约定有效。在此情形下典当公司到底应该适用《担保法》还是适用《办法》呢?从法律效力层次看,前者的效力无疑高于后者,但从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看,后者又应优先于前者,典当业者因此陷入无所适从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