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继承人死亡后没有法定继承人分享遗产人能否分得全部遗产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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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继承人死亡后没有法定继承人分享遗产人能否分得全部遗产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继承人死亡后没有法定继承人分享遗产人能否分得全部遗产的复函
1992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1）民请字第21号关于沈玉根诉马以荣房屋典当一案的请示报告和卷宗均以收悉。
经研究认为，沈玉根与叔祖母沈戴氏共同生活10多年，并尽了生养死葬的义务。依照我国继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可分给沈玉根适当的遗产。根据沈戴氏死亡后没有法定继承人等情况，沈玉根可以分享沈戴氏的全部遗产，包括对已出典房屋的回赎权。至于是否允许回赎，应依照有关规定和具体情况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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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三大诉讼法之不足以增司法公信
——对重审、再审的思考与被扼杀的上诉权及其救济
作者：余秀才[1]
总序
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归结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实体法方面的因素。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决定了司法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决定了实体法是评判是非的标准，是衡量正义的尺度，是审理案件的逻辑起点，是得出判决结论的大前提，如果说判决书是成品，那实体法就是铸造这份判决的铸模。所以，如实体法不公平、不正义，将无法奢望司法的结果是公平的、公正的、合乎正义的（司法人员不依法行事的除外），依之司法欲取得好的司法公信力亦不可能。
第二，是程序方面的因素。尽管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法学家在不断探索、研究和制定更好的实体法，以期使裁判结果更公平、更公正、更合乎正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实体法上，无论谁提出一个自认为公正的标准，总会引起无数的争议，美国的E·博登海默就曾说过：“正义有着一张普洛秀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能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2]。也正是因为对“何谓最正义”有不同的看法，才有了法学上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有了当今世界各国实体法的千差万别、五彩斑斓。慢慢地，人们意识到，实体永远无法做到绝对公正，实体争论不休而案件又不得不处理，于是人们想到了利用程序解决问题——例如，两人分一块蛋糕，无论怎么分，总会有一人不满甚至两人均不满，但如果让切蛋糕的人后取，则可让两人均无话可说。这就是程序的优势。所以，当今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程序，制定了专门的程序法。
笔者认为，程序影响司法公信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程序本身设计不当，让人感觉不公平、不公正；二是司法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
第三，是司法工作人员心态方面的因素。“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3]因此，“即使是制定得很好的法律，也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如果他们缺乏一定的法律意识，缺乏遵守法律的思想道德风尚和习惯，法律也不可能有效地实施”。[4] “如果包含在法律规则部分中的‘应然’内容仍停留在纸上，而并不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那么法律只是一种神话”。[5]所以，制定得再好的实体法，有再规范的程序法，如果司法工作人员不严格依照之去行为，那法也不可能起到真正的作用。所以，影响司法公信力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司法工作人员本身的法律信仰、法律素养和职业道德，而决定这些的关键在于其心态。
以上三个方面都是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几千年来无数的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不断地努力均未能彻底解决之。笔者才疏学浅，欲完成此任务，无异于痴人说梦。故笔者仅针对这三个方面中的某一个点，撰写了三篇论文，希望能对提高司法公信力有些许帮助。
本篇讲的程序法方面的问题。
摘要：
原、被告对一审判决不服均可上诉，似乎已保证了双方的上诉权。仔细思之，其实不然，一审的胜诉方无需上诉，亦无须上诉，二审改判则使其丧失上诉权。如仍固执地说已给过其上诉权，系强词夺理，此即被扼杀的上诉权，现有制度下无法恢复。故为达实质之程序公正，应予其启动第三审程序之上诉权利，此即有条件的三审终审制。
关键词：
被扼杀的上诉权、实质的两审终审、一次上诉权、有条件的三审终审制
一、被扼杀的上诉权的存在
被扼杀的上诉权，一个吓人的命题，存在否？看笔者抽丝剥茧——
（一）程序权是否会被损害？
“以权利发生的先后及相互关系为标准，民事权利可分为原权和救济权。”[6] “如以权利相互关系为标准而分类，则权利之中，复可分为原权及救济权。因权利之侵害而生之原状回复请求权及损害填补之请求权谓之为救济权，与救济权之对待之原来之权利则谓之为原权。救济权系因原权之侵害而发生，以原权之缺损为前提，故救济权每为原权之变形，且多为请求权焉。”[7]这些关于原权与救济权的划分都是在民事实体法教材中出现，通说的理论亦认为程序权利属救济权之列，这让人产生一个误区——只有实体权利才会被侵害，才需要被救济，的确，程序权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和救济实体权利。事实并非如此，程序权同样会被侵害，例如：当起诉权被损害——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时，当管辖权异议被驳回时，产生了相应的救济权——对相关裁定的上诉权，这种上诉权，相对原来的实体权利而言，就成了救济权之救济权，而被救济的程序权，也成了相对的“原权”。上诉权属程序权，当然可能被侵害。
（二）一审中被扼杀
所谓一审中被扼杀，即遗漏诉讼请求和遗漏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意见）第182条规定：“对当事人在一审中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审人民法院未作审理、判决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第183条规定：“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一审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不列应当追加的当事人。”第185规定：“一审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上诉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判决离婚的，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与子女抚养、财产问题一并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该三法条之所以如此规定，原因就在于如二审直接判决，则被遗漏的诉讼请求将直接成为终局生效判决，不可上诉；被遗漏的当事人对二审判决不服也不可上诉；被判准离婚的双方对子女抚养和财产划分不服，也将不可上诉；均扼杀其上诉权，违反两审终审制。而发回重审的原因也在于对一审扼杀的上诉权予以救济。
笔者还需特别指出，上述情形，二审法院调解仅实现了实体权之救济，上诉被扼杀之事实无改变。或许有人会说，实体权已救济，程序权也就可不要了，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程序权具有独立意义，同样应予保障，否则实体权也就无从保障了。程序，如时间不可倒流般，应具不可逆性，人非牛，无须反刍[8]，重审就如反刍，这不仅让当事人难受——增加诉累，也让原审法官、法院及重审法官难受。
（三）二审时被扼杀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连市渔业船舶转港生产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大政发 [2006] 36号
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大连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现将《大连市渔业船舶转港生产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大连市渔业船舶转港生产 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渔业船舶转港生产的安全管理，保障渔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辽宁省海洋渔业安全管理条例》和《辽宁省渔船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转港生产的渔业船舶。
转港生产的渔业船舶是指超过船籍港管辖海域从事捕捞生产和为渔业生产服务并到其他港口停泊或装卸渔获物的渔业船舶。
第三条 区市县人民政府（含大连开发区管委会，下同）应当加强对转港生产渔船安全工作的领导，层层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
第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含街道办事处，下同）具体组织实施转港生产渔船安全管理，对船东、船长和渔民进行安全教育，实施乡与村、村与船签状管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第五条 村民委员会（含居民委员会，下同）负责对本辖区的转港生产渔船进行编队，确定带队船和负责人。
第六条 市及区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是转港生产渔船安全管理主管部门，负责转港生产渔船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区市县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的领导和协调，在早春和晚冬时节，督促、组织有关人员到本辖区转港生产渔船生产所在地，对渔船、渔民实施跟踪管理和安全检查教育。
第八条 转港生产渔船较多的地区，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设立单边带电台，保证陆、海通讯联络。
第九条 转港生产渔船船东是本船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船长对本船航行、作业和锚泊负直接责任。
第十条 转港生产渔船转港前，船东应当向船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及村民委员会报告转港的时间和目的港及经常进出港。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应将转港生产渔船数量、编队等情况，报所属区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转港生产渔船每年出海前，应当与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签订《安全生产保证书》、《不越界捕鱼承诺书》等协议。
第十二条 转港生产渔船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船体及设备技术状况良好。渔船应经渔船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按规定配备救生、消防、通讯导航设备。每船必须配备对讲机或同等性能的通讯设备和卫星导航定位仪，带队船还须配备100瓦以上单边带电台，保证船与船、船与陆台之间通讯畅通。
（二）有关证书齐全。渔船应持有效的船舶检验证书、渔船登记证书（国籍证书）和船舶航行签证簿。捕捞渔船应持有捕捞许可证；入渔韩国、日本专属经济区水域的渔船应持有捕捞专项特许证。
（三）按规定配备职务船员和足以保证船舶安全的普通船员。职务船员必须持有相应等级的证书，入渔韩国、日本专属经济区水域渔船的职务船员，必须参加市渔港监督部门的业务培训，熟悉渔业法规、涉外安全知识及外事纪律。动力150千瓦以上（含150千瓦）的渔船船员应当持有海上求生、救生艇阀操纵、船舶消防、海上急救等专业训练证书；动力150千瓦以下的渔船船员应当持有专业基础训练证书。
（四）按规定刷写船名号，悬挂船名牌。
第十三条 转港生产渔船在海上作业、航行和锚泊时，应当遵守《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及我国有关海上交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不得在通航密集区生产或锚泊。夜间作业、航行、锚泊时应当加强值班、了望，按规定显示号灯。在通航管制海域航行时，船长应当亲自驾驶，其他职务船员应严格履行各自职责，保障渔船和人员的安全。
第十四条 转港生产渔船出海作业时，应当按时收听天气预报，不得超风级、超航区生产作业。如收到超过本船抗风等级大风警报，应当及时到就近港避风，不得蓄意在海上抗风熬潮。来不及回港避风的，应当采取切实可行保证安全的防风措施。
第十五条 转港生产渔船在海上作业、航行、锚泊时，应当保持船与船、船与陆地之间的通讯联络畅通，特别是在大风恶劣天气中，应当始终保持与陆台或友邻船的通讯联络，及时通报情况。
第十六条 转港生产渔船在大风浪天航行时，应当关闭水密装置，保持甲板畅通，固定好船上活动物品，保证船舶稳性，船上人员应穿着救生衣。
第十七条 转港生产渔船雾天作业、航行、锚泊时，应当加强值班、了望，按规定施放有效声号。
第十八条 转港生产渔船在防台汛期间，应当服从当地港航安全管理部门和编队带队船的指挥，离开禁用港口到防台汛港口锚泊避风。在台风来临时，应当加强值班，密切注意风流变化，采取有效抗风防浪措施。如在海上作业，应当立即停止作业到就近安全港口避风。
第十九条 转港生产渔船在冬季作业时，应当采取防冻、防滑、防冰安全措施，防止煤烟中毒事故。
第二十条 转港生产渔船应当加强日常生活用火和机舱防火管理，严禁船员在机舱内吸烟，烟头、火柴梗不得乱丢。船员离船时，应当对船上的火源进行彻底检查，确保安全后锁好门窗方可离去。
第二十一条 转港生产渔船应当合理配载，不准搭客和违章超载。
第二十二条 转港生产渔船发生海损事故时，应当组织自救，并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同时以最迅速的方式将出事时间、地点、受损情况、救助要求及发生事故的原因，向就近的渔港监督机构报告，同时向船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和有关管理部门报告。
第二十三条 事故现场附近的船舶在收到求救信号或发现渔船和人员遭遇危险时，在不严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应当尽力救助，并迅速向有关单位报告本船的名称、呼号、位置和现场情况。
第二十四条 转港生产渔船转港前和返回后，应当按有关规定到当地渔港监督机构办理签证手续。渔港监督人员应当登船进行安全检查，做好记录。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对重审、再审的思考与被扼杀的上诉权及其救济
作者：余秀才[1]
总序
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归结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实体法方面的因素。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决定了司法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决定了实体法是评判是非的标准，是衡量正义的尺度，是审理案件的逻辑起点，是得出判决结论的大前提，如果说判决书是成品，那实体法就是铸造这份判决的铸模。所以，如实体法不公平、不正义，将无法奢望司法的结果是公平的、公正的、合乎正义的（司法人员不依法行事的除外），依之司法欲取得好的司法公信力亦不可能。
第二，是程序方面的因素。尽管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法学家在不断探索、研究和制定更好的实体法，以期使裁判结果更公平、更公正、更合乎正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实体法上，无论谁提出一个自认为公正的标准，总会引起无数的争议，美国的E·博登海默就曾说过：“正义有着一张普洛秀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能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2]。也正是因为对“何谓最正义”有不同的看法，才有了法学上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有了当今世界各国实体法的千差万别、五彩斑斓。慢慢地，人们意识到，实体永远无法做到绝对公正，实体争论不休而案件又不得不处理，于是人们想到了利用程序解决问题——例如，两人分一块蛋糕，无论怎么分，总会有一人不满甚至两人均不满，但如果让切蛋糕的人后取，则可让两人均无话可说。这就是程序的优势。所以，当今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程序，制定了专门的程序法。
笔者认为，程序影响司法公信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程序本身设计不当，让人感觉不公平、不公正；二是司法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
第三，是司法工作人员心态方面的因素。“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3]因此，“即使是制定得很好的法律，也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如果他们缺乏一定的法律意识，缺乏遵守法律的思想道德风尚和习惯，法律也不可能有效地实施”。[4] “如果包含在法律规则部分中的‘应然’内容仍停留在纸上，而并不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那么法律只是一种神话”。[5]所以，制定得再好的实体法，有再规范的程序法，如果司法工作人员不严格依照之去行为，那法也不可能起到真正的作用。所以，影响司法公信力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司法工作人员本身的法律信仰、法律素养和职业道德，而决定这些的关键在于其心态。
以上三个方面都是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几千年来无数的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不断地努力均未能彻底解决之。笔者才疏学浅，欲完成此任务，无异于痴人说梦。故笔者仅针对这三个方面中的某一个点，撰写了三篇论文，希望能对提高司法公信力有些许帮助。
本篇讲的程序法方面的问题。
摘要：
原、被告对一审判决不服均可上诉，似乎已保证了双方的上诉权。仔细思之，其实不然，一审的胜诉方无需上诉，亦无须上诉，二审改判则使其丧失上诉权。如仍固执地说已给过其上诉权，系强词夺理，此即被扼杀的上诉权，现有制度下无法恢复。故为达实质之程序公正，应予其启动第三审程序之上诉权利，此即有条件的三审终审制。
关键词：
被扼杀的上诉权、实质的两审终审、一次上诉权、有条件的三审终审制
一、被扼杀的上诉权的存在
被扼杀的上诉权，一个吓人的命题，存在否？看笔者抽丝剥茧——
（一）程序权是否会被损害？
“以权利发生的先后及相互关系为标准，民事权利可分为原权和救济权。”[6] “如以权利相互关系为标准而分类，则权利之中，复可分为原权及救济权。因权利之侵害而生之原状回复请求权及损害填补之请求权谓之为救济权，与救济权之对待之原来之权利则谓之为原权。救济权系因原权之侵害而发生，以原权之缺损为前提，故救济权每为原权之变形，且多为请求权焉。”[7]这些关于原权与救济权的划分都是在民事实体法教材中出现，通说的理论亦认为程序权利属救济权之列，这让人产生一个误区——只有实体权利才会被侵害，才需要被救济，的确，程序权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和救济实体权利。事实并非如此，程序权同样会被侵害，例如：当起诉权被损害——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时，当管辖权异议被驳回时，产生了相应的救济权——对相关裁定的上诉权，这种上诉权，相对原来的实体权利而言，就成了救济权之救济权，而被救济的程序权，也成了相对的“原权”。上诉权属程序权，当然可能被侵害。
（二）一审中被扼杀
所谓一审中被扼杀，即遗漏诉讼请求和遗漏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意见）第182条规定：“对当事人在一审中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审人民法院未作审理、判决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第183条规定：“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一审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不列应当追加的当事人。”第185规定：“一审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上诉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判决离婚的，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与子女抚养、财产问题一并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该三法条之所以如此规定，原因就在于如二审直接判决，则被遗漏的诉讼请求将直接成为终局生效判决，不可上诉；被遗漏的当事人对二审判决不服也不可上诉；被判准离婚的双方对子女抚养和财产划分不服，也将不可上诉；均扼杀其上诉权，违反两审终审制。而发回重审的原因也在于对一审扼杀的上诉权予以救济。
笔者还需特别指出，上述情形，二审法院调解仅实现了实体权之救济，上诉被扼杀之事实无改变。或许有人会说，实体权已救济，程序权也就可不要了，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程序权具有独立意义，同样应予保障，否则实体权也就无从保障了。程序，如时间不可倒流般，应具不可逆性，人非牛，无须反刍[8]，重审就如反刍，这不仅让当事人难受——增加诉累，也让原审法官、法院及重审法官难受。
（三）二审时被扼杀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连市渔业船舶转港生产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连市渔业船舶转港生产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大政发 [2006] 36号
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大连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现将《大连市渔业船舶转港生产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大连市渔业船舶转港生产 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渔业船舶转港生产的安全管理，保障渔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辽宁省海洋渔业安全管理条例》和《辽宁省渔船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转港生产的渔业船舶。
转港生产的渔业船舶是指超过船籍港管辖海域从事捕捞生产和为渔业生产服务并到其他港口停泊或装卸渔获物的渔业船舶。
第三条 区市县人民政府（含大连开发区管委会，下同）应当加强对转港生产渔船安全工作的领导，层层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
第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含街道办事处，下同）具体组织实施转港生产渔船安全管理，对船东、船长和渔民进行安全教育，实施乡与村、村与船签状管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第五条 村民委员会（含居民委员会，下同）负责对本辖区的转港生产渔船进行编队，确定带队船和负责人。
第六条 市及区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是转港生产渔船安全管理主管部门，负责转港生产渔船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区市县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的领导和协调，在早春和晚冬时节，督促、组织有关人员到本辖区转港生产渔船生产所在地，对渔船、渔民实施跟踪管理和安全检查教育。
第八条 转港生产渔船较多的地区，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设立单边带电台，保证陆、海通讯联络。
第九条 转港生产渔船船东是本船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船长对本船航行、作业和锚泊负直接责任。
第十条 转港生产渔船转港前，船东应当向船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及村民委员会报告转港的时间和目的港及经常进出港。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应将转港生产渔船数量、编队等情况，报所属区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转港生产渔船每年出海前，应当与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签订《安全生产保证书》、《不越界捕鱼承诺书》等协议。
第十二条 转港生产渔船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船体及设备技术状况良好。渔船应经渔船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按规定配备救生、消防、通讯导航设备。每船必须配备对讲机或同等性能的通讯设备和卫星导航定位仪，带队船还须配备100瓦以上单边带电台，保证船与船、船与陆台之间通讯畅通。
（二）有关证书齐全。渔船应持有效的船舶检验证书、渔船登记证书（国籍证书）和船舶航行签证簿。捕捞渔船应持有捕捞许可证；入渔韩国、日本专属经济区水域的渔船应持有捕捞专项特许证。
（三）按规定配备职务船员和足以保证船舶安全的普通船员。职务船员必须持有相应等级的证书，入渔韩国、日本专属经济区水域渔船的职务船员，必须参加市渔港监督部门的业务培训，熟悉渔业法规、涉外安全知识及外事纪律。动力150千瓦以上（含150千瓦）的渔船船员应当持有海上求生、救生艇阀操纵、船舶消防、海上急救等专业训练证书；动力150千瓦以下的渔船船员应当持有专业基础训练证书。
（四）按规定刷写船名号，悬挂船名牌。
第十三条 转港生产渔船在海上作业、航行和锚泊时，应当遵守《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及我国有关海上交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不得在通航密集区生产或锚泊。夜间作业、航行、锚泊时应当加强值班、了望，按规定显示号灯。在通航管制海域航行时，船长应当亲自驾驶，其他职务船员应严格履行各自职责，保障渔船和人员的安全。
第十四条 转港生产渔船出海作业时，应当按时收听天气预报，不得超风级、超航区生产作业。如收到超过本船抗风等级大风警报，应当及时到就近港避风，不得蓄意在海上抗风熬潮。来不及回港避风的，应当采取切实可行保证安全的防风措施。
第十五条 转港生产渔船在海上作业、航行、锚泊时，应当保持船与船、船与陆地之间的通讯联络畅通，特别是在大风恶劣天气中，应当始终保持与陆台或友邻船的通讯联络，及时通报情况。
第十六条 转港生产渔船在大风浪天航行时，应当关闭水密装置，保持甲板畅通，固定好船上活动物品，保证船舶稳性，船上人员应穿着救生衣。
第十七条 转港生产渔船雾天作业、航行、锚泊时，应当加强值班、了望，按规定施放有效声号。
第十八条 转港生产渔船在防台汛期间，应当服从当地港航安全管理部门和编队带队船的指挥，离开禁用港口到防台汛港口锚泊避风。在台风来临时，应当加强值班，密切注意风流变化，采取有效抗风防浪措施。如在海上作业，应当立即停止作业到就近安全港口避风。
第十九条 转港生产渔船在冬季作业时，应当采取防冻、防滑、防冰安全措施，防止煤烟中毒事故。
第二十条 转港生产渔船应当加强日常生活用火和机舱防火管理，严禁船员在机舱内吸烟，烟头、火柴梗不得乱丢。船员离船时，应当对船上的火源进行彻底检查，确保安全后锁好门窗方可离去。
第二十一条 转港生产渔船应当合理配载，不准搭客和违章超载。
第二十二条 转港生产渔船发生海损事故时，应当组织自救，并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同时以最迅速的方式将出事时间、地点、受损情况、救助要求及发生事故的原因，向就近的渔港监督机构报告，同时向船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和有关管理部门报告。
第二十三条 事故现场附近的船舶在收到求救信号或发现渔船和人员遭遇危险时，在不严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应当尽力救助，并迅速向有关单位报告本船的名称、呼号、位置和现场情况。
第二十四条 转港生产渔船转港前和返回后，应当按有关规定到当地渔港监督机构办理签证手续。渔港监督人员应当登船进行安全检查，做好记录。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