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闭路电视管理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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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闭路电视管理暂行规定
四川省闭路电视管理暂行规定
四川省人民政府
一、为加强闭路电视管理，促进闭路电视事业健康发展，使之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宣传阵地，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规定。
二、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办闭路电视的单位，均应执行本规定，接受广播电视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三、凡需开办闭路电视的单位，必须事先向市、地、州广播电视部门申报，经批准后方可安装和播放。
在本规定实施前已开办闭路电视而未经审批的单位，应在本规定实施后一个月内补办审批手续。
旅游饭店开办闭路电视，由省旅游部门初审后报省广播电视部门审批，并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旅游饭店闭路电视的管理办法》管理。
四、闭路电视播放的文艺性录像片，必须是国家正式批准的音像出版单位及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出版发行的。禁止播放上述范围以外的文艺性录像片。
闭路电视可以转播中央电视台及四川省电视台的节目，但不得转录播放。
五、外语教学单位因教学需要，为本单位的外语教学专业人员放映第四条所列范围以外的文艺性录像片，须报省广播电视部门审查批准，并不得扩大范围，不得在闭路电视上播放。
六、开办闭路电视的单位，应指定专管人员，建立、健全设备、像带、播放等管理制度和管理人员岗位责任制。单位领导人要经常检查闭路电视播放情况，严格审查播放内容，防止不良现象发生，并及时处理违章，违纪行为。
七、开办闭路电视的单位，不得翻录、出售、出租录像片。
八、违反第三条规定的，由当地广播电视部门责令停建停播，限期申报审批。
违反第四条、第五条和第七条规定的，由当地广播电视部门分别给予警告、限期改进、没收非法录像片和录像设备等处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军队系统的闭路电视，由军队自行管理。但在营区范围外违反本规定的，由广播电视、公安部门会同部队机关按本规定处理。
十、本规定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省广播电视厅解释。
十一、本规定自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五日起施行。
1987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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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独立审计准则在判断注册会计师过错中的法律地位
肖义方
独立审计准则又称独立审计标准，是规范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获取审计证据，形成审计结论，出具审计报告的专业标准。[1] 独立审计准则、职业道德规则、职业后续教育规则和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控制规则一起，构成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体系，其中独立审计准则处于核心地位。会计界普遍认为，既然独立审计准则是行业标准，注册会计师遵循了独立审计准则，即使是审计失败也不应负法律责任；[2] 法律界则认为独立审计准则仅是行业内部标准，不能作为认定注册会计师损害赔偿责任的唯一法定依据。[3] 这种认识上的严重分歧，直接影响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如何看待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成为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焦点。下面我们从独立审计的社会化契约关系出发，明确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性质，比较违反独立审计准则与注册会计师过错之间的关系，探讨独立审计准则是否可以作为注册会计师过错的认定标准。
一、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性质
独立审计准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从1844年英国颁布《公司法》确立审计制度起，到20世纪中叶以前，注册会计师行业并无独立审计准则。有观点认为，会计职业是一个自由的职业，审计是一门艺术，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运用职业技能和经验去判断和决策，审计准则会扼杀注册会计师们的自由和创新精神，妨碍注册会计师职业水平的提高。但是，正当注册会计师职业蒸蒸日上，注册会计师地位显著提高时，在1938年，美国暴发了麦克森·罗宾斯（McKesson & Robbins）公司破产事件，暴露了审计程序与内部控制的严重缺陷，注册会计师职业社会声誉受到巨大的冲击，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热烈讨论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严重关注。SEC根据专家的意见，对审计程序进行了修正，增加了对应收账款的询证、对存货实地盘点和对被审计人内部控制的详细评价等程序要求。美国会计师协会（AIA）也很快对罗宾斯公司案件作出了积极反应，任命了—个小型委员会负责“根据当前公众的讨论，研究审计程序和相关问题”。1939年1月30日， AIA正式建立了审计程序特别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Auditing Procedures)，提出了《审计程序扩展》，对存货实地盘点、应收账款查证、注册会计师的聘任和审计报告格式作了补充规定，并在行业内外发起了制定审计准则的广泛讨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审计程序委员会根据讨论的观点，于1947年l0月发表了题为《审计准则说明草案——其公认的意义和范围》的专题报告。该报告将审计程序定义为“应执行的审计行为”，而将审计准则界定为“衡量这些应执行的审计行为质量的尺度，是在办理审计手续时应达到的目标”。这样，就将“审计程序”和“审计准则”这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区分开来，同时，该报告进一步从审计人员资格和审计执行与报告标准两大方面提出了九项公认审计准则，这九条和不久后增加的一条报告准则一直沿用到现在，成为美国一般公认审计准则(GAAS)中的主体，这就标志着独立审计准则的正式产生。[4] 此后，日本于l964年也制定了审计准则；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下属的国际审计实务委员会于1980年起制定和颁布了国际审计准则；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目前也都已基本形成了各自的独立审计准则体系。
从独立审计准则的产生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独立审计准则是司法推动、公众参与、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部门SEC干预和注册会计师协会担纲综合作用的产物，是控制和衡量注册会计师审计服务质量的标准，其实质是社会公众（利益相关者）与注册会计师达成的社会化契约条款，是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的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服务是一种无形商品，其质量和公众公司公开的会计信息一样，其质量并非一目了然，会计信息和审计鉴证都是高度复杂和专业化的产品，利益相关者与注册会计师掌握的审计质量信息处于严重不对称的状态，那么怎样才在供需双方约定审计服务的质量呢？人们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发现，一方面，通过制定审计程序规则，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行为，对审计过程进行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审计准则，确定衡量审计行为的标准，是约定审计服务质量切实可行的办法。因此，独立审计准则在性质上是一份约定注册会计师审计服务质量的契约条款。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是一个社会化契约，对独立审计质量的约定当然应该是这个社会化契约中的质量条款，这个质量条款从形式上看是注册会计师行业内部自己制定的，实质上是作为社会公众的利益相关者与注册会计师行业共同谈判的结果。首先，独立审计准则是在产生审计失败的典型事件后，在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中，司法推动下产生的，其内容本身就包含了社会公众的意志和要求；其次，独立审计准则是在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的干预下产生的，其内容体现了公众整体的要求，在实施的过程中随时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第三，独立审计准则不断完善的过程是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过程，只有社会公众不断产生需求，推动政府加强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管制，才有独立审计准则的补充和完善，并逐渐走向标准化；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为了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争取行业的发展空间，才不断完善独立审计准则。正是由于社会公众日益广泛和强化的参与，才极大地推动了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发展，可以说，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每一次补充，都是对社会公众参与的回应，是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质量条款的重签。
二、过错与违约
上面我们分析了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性质，认为独立审计准则是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中的质量条款，那么注册会计师违反独立审计准则，属于违反社会化契约的行为，这种违约行为是不是一定就有过错呢？相应地，是不是遵循了独立审计准则，注册会计师就一定没有过错呢？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分析过错与违约之间的关系。
传统民法中关于侵权责任的过错认定有主观过错说与客观过错说，[5] 对认定社会化契约责任的过错要素具有启发性，我们对此做一定理论借鉴，借此展开下面的论述。主观过错说认为，过错是指行为人所具有的一种应受非难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说行为人在心理上本应注意而不注意，以至于在伦理上道德上具有可受非难性。针对独立审计来说，过错是指注册会计师本来应该尽到职业合理的谨慎，而故意或者疏忽大意而没有尽到职业谨慎。主观过错说是基于人类具有善恶、是非判断和辨认能力的哲学思想而形成的，认为过错反映的是人的主观状态，与违约行为不同，后者是指人的行为，因此，过错与违约行为是构成违约责任的两个不同的要件。客观过错说是以某种行为标准来判定行为人有无过错，过错并非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是否具备应受非难性，而在于其行为具有应受非难性，至于什么样的行为是过错，法学上假设了一个“合理人”，这个合理人基于一定的职业和一定的年龄应该具备相应的勤勉与谨慎，如果这个合理人违反了他应具有的勤勉谨慎的注意义务，所作的行为即为过错，显然客观过错说中含有法学中通称的严格责任或绝对责任的内容。
过错的主观说和客观说都失之偏颇，任何过错都是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支配下的行为的过错，是主观心理的非难性与客观行为的违反的统一。只考虑人的外部行为，而不关注其主观状态，不但无法探知行为人的过错本质，而且将不适当的扩大行为人的责任；而人的主观状态只有通过行为表现出来，才能被外界所认识。因此，过错是行为人不但为了法律和道德上不被认可的行为，而且其行为在法律和道德上应受非难，应受到否定性的社会评价和法律价值判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注册会计师违反社会化契约的行为与注册会计师过错是两个既有密切联系，又不同质的概念，判断注册会计师的过错需要衡量其行为的规范性，但注册会计师行为的规范性不是判断注册会计师过错的唯一因素，还要根据具体状况，判断其行为是否应受社会道德和法律的非难。
而就独立审计准则的性质而言，单纯根据独立审计准则，既不能判定注册会计师违约也不能判定注册会计师过错。独立审计准则作为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的质量条款，是通过对注册会计师行为过程的控制来控制审计质量的，审计的过程并不等同于审计的结果，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即使注册会计师严格执行审计准则，也不能完全保证审计结果与实际状况没有差错。因此，是否遵循独立审计准则，是认定注册会计师是否遵守社会化契约约定的质量条款，既不能认定注册会计师是否遵守了社会化契约的所有条款而不构成违约，更不能认定注册会计师是否存在主观过错。要判断注册会计师违约和过错，必须把独立审计准则与其他相关条件结合起来。
三、独立审计准则作为法定过错判定标准的消极后果
把行为的正当性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挂钩，将过错作为确定违约行为的因素对待的，是英美法追究违约责任的通常做法，实质上是主张实行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6] 会计界坚持这种观点，在当前看似可以减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负担，但从本质上看，是加重了注册会计师的责任。一般来讲，采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比采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责任所承担的责任范围要大一些，而根据独立审计的法律关系，从法理上分析，注册会计师理应承担过错责任。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恢复时间较短，行业的建设还处于审计服务的“初级阶段”，政府和社会公众对具有强烈专业背景的独立审计还不了解，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下，我国的独立审计准则可能还比较落后，行业自律监管也不甚严格，于是给会计界产生一种幻觉，觉得如果把独立审计准则争取为判定注册会计师过错的法定标准，就可以减轻审计失败的责任，其实，我国的这种初级状况不可能也不允许保持太久，一方面，以注册会计师行业等中介服务为保证的现代经济，全球化趋向来势凶猛，我国已经加入WTO几年了，我国经济正迅速的溶入全球经济之中，作为经济鉴证行业，是不可能长期由国家提供壁垒保护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必须迅速与国际接轨，否则就只有遭淘汰的命运。注册会计师行业要与国际接轨，首先就要求独立审计准则达到国际水平。一旦我国的独立审计准则国际化后，我国现有注册会计师的水平很难达到“严格遵循独立审计准则”的标准，等着他们的是无穷无尽的诉讼，到那时才真正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灾难。另外，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也有加强的趋势。美国在安然、世通案后，颁布了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法案规定成立独立于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PCAOB）”，负责监管执行公众公司审计的会计，该法案适用于为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提供服务的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这个法案必将与美国许多相关制度一样，深刻影响世界各国，包括中国。
另一方面，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国际化以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随之国际化，市场经济完善的程度不可能一夜之间也“国际化”了。面对千奇百怪的潜规则凌驾在规范的游戏规则之上的经济环境，即使是有能力遵循国际化独立审计准则的注册会计师，自己尽到了勤勉尽职的注意义务，也很难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圆满完成独立审计业务；或者，完成一个独立审计业务需要付出委托人根本不愿承担的巨额审计成本。为了实现利害关系人可以接受的审计成果，面对两难困境，注册会计师往往会在超前的独立审计准则与实际经济环境中艰难地平衡和选择，以求达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次优解。这种次优解如果以“独立审计准则作为法定认定过错的标准”来衡量，勤勉尽责的注册会计师仍然会有“过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势必造成注册会计师的“法律灾难”。
参考文献：
[1] 中华会计网校：《我国独立审计准则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2003-12-5 )，http://www.chinaacc.com/ new/2003_12%5C3120509572972.htm。
[2] 参见颜延：《从注册会计师的注意义务看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会计研究》2003年第6期。
[3] 参见刘正峰：《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研究》，《中国法学》2002年第4期。
[4] 参见余玉苗等：《以史为镜——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5]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3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81页。
[6]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5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53-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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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现实：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作者：谢佑平 来源：重庆,现代法学 发表时间：199602
内容提要：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弹劾式诉讼、纠问式诉讼和辩论式诉讼以及现代社会当事人主义诉讼与职权主义诉讼相互借鉴、吸收等现象，表明了人类对理想诉讼模式的追求。我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保护人权为指导思想，补充和完善了诸多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规定，强化了辩护机制，增进了诉讼的辩论色彩和民主程度，使我国现阶段有了一部较为理想的刑事诉讼法典，它符合现阶段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但是，也应当看到，字面上的法要变为行为中的法，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新《刑事诉讼法》的落实过程，应当重视：司法观念的更新，司法独立的保障和司法素质的提高等。否则，理想不可能变为现实。
＊ ＊ ＊
一
人类社会是一个从野蛮向文明不断进化的过程，体现文明进程重要标志的，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其中，刑事司法制度，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序的重要参照系或最基本载体。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相适应，刑事诉讼制度经历了奴隶制时期的弹劾式、封建制时期的纠问式、资本主义时期的当事人式和职权式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诉讼模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无容置疑，历史上每一次诉讼模式的更替，都是人类文明不断演进在司法领域产生的结果，都是对理想的追求。可以说，刑事诉讼模式演进的历史，是刑事诉讼活动不断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历史。从司法行政不分到司法独立，从“不告不理”到国家追诉，从诉审合一到诉审分离，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程序粗糙简单到精细复杂等变迁，记载了刑事诉讼程序理想化的足迹和科学化的历程。
在奴隶社会，实行弹劾式刑事诉讼，在这种诉讼下，没有专门的起诉机关，案件由当事人直接提起；实行不告不理原则；法庭不主动追究犯罪；原告和被告在诉讼中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行政和司法不分，没有独立体系的审判机构；利用宗教和当事人双方的身体力量，作为评断案件是非曲直的手段。在封建社会，统治者意识到犯罪行为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而且危及统治秩序，于是设计出纠问式刑事诉讼。纠问式的主要内容是：起诉权与审判权合二为一；司法隶属于行政，行政长官控制司法权；法官有权主动追究犯罪；实行有罪推定和秘密侦查审讯：被告人没有诉讼地位和辩护权利；被告人的口供被认为是“证据之王”；刑讯逼供被视为合法。以“自由”、“平等”、“人权”为理想和口号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行辩论主义诉讼。其主要特点是：司法权摆脱了行政权的传统桎梏，实行司法独立的审判制度；诉审分离，控诉方和被告人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双方处于对等的诉讼地位；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尊重被告人的主体性，重视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在辩论主义诉讼中，又存在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之分。职权主义刑事诉讼，实行于大陆法系国家，其主要特点是：诉讼的进行以法院为主，法官以积极姿态出现；在审判中，法官要主动讯问和展示证据；警、检机关依职权主动追诉犯罪，侦查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地位且一般不公开；注重发挥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作用；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较少且在行使诉讼权利时有种种条件和限制。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实行于英美法系国家，其主要特点有：刑事诉讼通常从逮捕或传讯嫌疑人时开始，侦查中注意对嫌疑人的保护；强调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诉讼活动主要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通过辩论展开；法官不主动进行调查，甚至不参加提问，在法庭上只起居中公断的作用。
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深刻反映出社会历史从原始走向文明的历程。从弹劾式诉讼到纠问式诉讼、从纠问式诉讼到辩论式诉讼，包含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和民主思想对法律及司法制度的深刻要求。弹劾式刑事诉讼是与国家社会政治文明程度低下，文化科学技术落后，人们心灵中对神的崇拜和畏惧，以及氏族原始民主平等印迹等联系在一起的。纠问主义刑事诉讼下国家追诉犯罪制度的确立，是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大发展；在人们对诉讼无休止的冗长辩论和充满野蛮、蒙昧的神明裁判感到厌烦不安，迫切需要一种迅速有效而又非常权威的力量主持诉讼以更大程序地惩罚犯罪时，纠问主义诉讼应运而生了。到资本主义时期，“自由、平等、人权”的历史背景，使刑事诉讼模式出现了诉审分立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原则、自由心证和无罪推定原则等一系列现代民主司法内容。因此，可以说，刑事诉讼模式演进的历史，是刑事诉讼活动不断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历史。
在现代社会，各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出现了互相借鉴和吸收优点，以期建立理想刑事诉讼模式的趋势。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都有其优点、长处和存在的合理性，这是无容置疑的。然而，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各自也都暴露出固有弊端，需要改进和完善，否则，就难以适应追究、惩罚犯罪的要求。就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而言，由于过份强调正当程序和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可能导致诉讼活动步履艰难，旷日持久，不能及时惩罚犯罪，产生疏忽对被害人及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等后果；就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来说，由于过份偏重惩治犯罪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又难免造成对法律程序意义的轻视和对被告人个人权利的损害，带来积极惩罚、消极保护的现象。正因为如此，为了使刑事诉讼活动充分发挥惩治犯罪、保护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各国统治阶级都从自身利益需要出发，在保留各自刑事诉讼模式长处的基础上，对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进行了程度不同的修改和完善。如美国在刑事犯罪日益加剧的威胁面前，开始实施强化犯罪控制的司法措施，扩大了侦查官员的权力，降低了搜查、逮捕、扣押的适用标准，使其刑事诉讼更加与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靠近。与此同时，大陆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也开始接收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有益成份，如：日本、法国等的刑事诉讼中，吸收了英美允许律师从侦查阶段介入诉讼协助被告人辩护的做法，诉讼程序注意起对人权的保护。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需要。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和建构，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没有超阶级的民主，也没有超阶级的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模式内容、价值取向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关，刑事诉讼模式的相互借鉴和吸收，是为了更有效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但是，撇开阶级属性，从纯技术的角度考察，科学、民主的刑事诉讼模式是有其共同规律和特点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大刑事诉讼模式相互吸收、接近，本质上，是对刑事诉讼内在规律和特点的深刻认同。
二
社会主义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没有二致。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与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比较，在性质上有本质区别。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职能，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通过惩罚犯罪，保护无辜，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和巩固安定团结、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目的。
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在惩罚犯罪，保护无辜，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要特点表现在：第一，侦查权由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行使，侦查手段广泛、多样，侦查权力强大。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分子，侦查机关有权决定采用包括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扣押、鉴定、搜查和通缉在内的各种侦查手段，有权决定对被告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强制措施。侦查机关在采用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适用条件宽松，限制因素极少。第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受到局限。为了提高侦、控工作的效率，侦查、控诉活动极具封闭性，很多工作是在秘密状态下完成的，并对被告人的权利予以限制。如：在侦、控阶段，被告人无权获得律师帮助，不允许律师介入诉讼为被告人辩护，即使免予起诉的案件也是如此：被告人在侦、控阶段人身自由大多受到限制，缺少或完全不具备与外界接触的条件：被告人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相反，要“如实回答”；且没有保释制度对被告人的权利予以保障。第三，在审判阶段，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案件事实，以积极姿态出现，在审判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发挥积极作用。人民法院有权讯问被告人，核实证据，必要时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搜查、扣押和鉴定；对事实不清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有权退回补充侦果；在庭审中，公诉人、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提问、发问、举证、辩论等活动，都必须经过法官同意或许可；对于违反法庭秩序者，审判长有权警告制止；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退出法庭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
1979年《刑事诉讼法》，是在我国法制极不完备的背景下生成的。与当时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和集权型行政模式相适应，它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色彩，赋予了司法机关极其广泛和灵活的司法职权，侦、控权能强大，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审判权能廓不清界限；与此相反，而被告人的权利受到种种限制，使本来弱小的当事人更加难以与强大的侦控机关相对抗。因此，刑事审判中容易事先形成对侦控机关有利的倾向性意见，“上判下审”、“先判后审”、“辩不辩都一样”等不正常现象便顺理成章。16年来的刑事司法实践表明，职权性有余、辩论和民主性不足的刑事诉讼，与现代刑事司法的普遍规律是不相适应的。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活动，实质上是一场发生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权益冲突和斗争。国家与个人力量的悬殊，要求建立科学的诉讼程序，限制司法权力的膨涨和司法手段的滥用，赋予被告人充分与控诉权或国家权力相抗衡的防御手段和能力，在诉讼中达成控、辩双方的相对衡平，才有可能产生辩论和民主，才有可能在个人与国家的斗争中实现客观公正。因此，追随世界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步伐，借鉴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先进成果，认同刑事诉讼活动的国际标准或共同规律，是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发挥其职能作用的必由之路。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史上的里程碑，它翻开了我国民主司法的新篇章。该《决定》以保护人权为指导思想，对我国刑事诉讼模式进行了较大改造，通过引进、移植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关于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若干规定，使我国职权主义刑事诉讼逐步“当事人化”。它较好地反映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普遍规律，进一步与国际惯例接轨。该《决定》的突出成果表现在：第一，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为有罪之前，应推定其为无罪的人。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要求刑事司法将被告人在没有通过足够证据和合法程序最后结论为犯罪者以前，看作是与其他公民在权利上没有二致的社会主体，应当受到与其他公民毫无差别的待遇，甚至更为优厚。可见，平等、权利、争论是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刑事司法中所蕴涵的司法观念。随着社会的进步，无罪推定原则由于体现了人类社会法制和法律思想发展和进步的共同要求，已为当代社会不同制度的国家所普遍采用。长期以来，我国将它视为洪水猛兽，给它定性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予以排斥，认为它将一切被告人都先入为主地假定为无罪的人，容易造成司法人员思想混乱，可能导致放纵犯罪。该《决定》规定，任何人在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为有罪之前，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表明，中国的刑事司法将步入现代化时代，会出现司法观念和制度的根本性变革。第二，对侦、控机关进行制约。在我国，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是刑事案件的侦、控机关，职权主义的侦、控方式，使它们在刑事诉讼享有广泛的侦查手段和极为自由的支配权力，出现了无人监督和制约的现象。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出现滥用，这在公安机关的“收容审查”和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问题上得到了充分印验。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取消“收容审查”和“免予起诉”，表明立法者对保护人权的决心和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职权主义侦、控行为予以制约的态度。从诉讼构造原理上讲，限制和制约刑事诉讼中的侦、控职权，是建立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必然要求，只有取消侦、控机关的定罪和处罚权，才有可能将其塑造成当事人的角色，被告方才可能在诉讼中与控诉方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抗。第三，加强了对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决定》规定，嫌疑人在侦查阶级便可以委托律师进行法律帮助，开展法律咨询、收集证据、代理申诉等活动；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可委托律师介入诉讼，进行辩护，充当辩护人；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公诉机关不予起诉时，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等，这些规定强化了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充分体现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作用增大了。注重发挥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表明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在朝当事人主义转变和接近，吸收其优点，逐步走向完善。第四，实行对抗式法庭审判。在现代西方国家，无论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还是职权主义刑事诉讼，都实行对抗式法庭审判，只是在对抗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对抗式审判的主要标志，是采用直接、言词原则，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对证据进行质证，对焦点问题进行辩论。对抗式审判中，控、辩双方是平等的主体，享有平等的举证、证明权利和平等的发言，辩驳机会。审判者一般处于中立地位，以仲裁者身份听取双方的证据和辩驳，认定案件事件。我国以往的刑事审判，是一种超职权主义的审问式审判，一方面，法院庭前审查行为中享有搜查、扣押等广泛的侦控性权力，导致控审不分或控审关系过分紧密现象；另一方面，轻视法庭辩论的作用，法庭辩论往往走过场；在庭审活动中，法官普遍关注的是法庭调查；在法庭调查中关心的，是如何通过严厉的审问，使被告人认罪服法。《决定》规定：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只向人民法院移送起诉书和主要证据目录等简单材料；要求人民法院缩短、弱化庭前审查，集中精力搞好开庭审判；要求法庭审判中实行直接、言词原则。开展质证活动。发挥法庭辩论功能，等等，这标志着我国刑事审判将具有较多的对抗性色彩，也意味着审判权在刑事诉讼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重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所构建的混合型诉讼模式，是符合我国现实的。在修改《刑事诉讼法》前，不少学者主张全盘引进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内容，将当事人主义视为“理想”，这是不切实际的。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选择和修改，应当充分考虑两大因素：一是阶级利益需要；二是历史文化背景。刑事诉讼活动，是实现国家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无辜，以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社会秩序的活动。在阶级社会里，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与建构，是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表现。奴隶社会采用弹劾式诉讼模式，继承氏族组织解决社会冲突的朴素民主方式，这在国家和法律初创时期，是惩罚犯罪的最有效方式，因而符合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到犯罪不仅仅是对个人利益的侵害，而且必然危及国家整体利益和社会共同秩序，“不告不理”原则已不能适应有效惩治犯罪的需要，必须建立一种用以遏制犯罪的强有力的司法机制，于是，封建专制社会的统治者设计出了由国家主动追诉犯罪的纠问式刑事诉讼模式。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因而，在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中，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国家追诉犯罪的同时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被侵犯，因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主体地位，拥有较为充分的与控诉相抗衡的防御手段和能力。我国刑事诉讼的任务，是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从总体上说，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在完成刑事诉讼任务方面，成绩是显著的，它有效地维护了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相关的社会秩序，其总体精神和宏观样式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需要。重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既有对旧《刑事诉讼法》中符合我国国家利益部分内容的继承，也有对过时和陈腐内容的修改和完善，目的在于使其更加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英美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是以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为背景的。如果不加区别地照搬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必将造成刑事诉讼模式与刑事诉讼目的、任务和功能的不协调和不适应，最终带来社会秩序的动荡，危害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其次，从历史文化背景的角度考察，重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所建构的混合型诉讼模式是较为理想的模式。任何刑事诉讼模式，都根植于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无不存在独特的文化传统印记。撇开历史文化背景，是不可能全面理解各种刑事诉讼模式发生发展的缘由及其固有特征和差异的。职权主义诉讼起源于罗马帝国特别是西欧中世纪宗教法庭所实行的纠问式程序，当事人主义诉讼与英国中世纪的控告诉讼一脉相承，两者的区别显然是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传统的国家，刑事司法手段历来被视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之一，“犯罪控制”思想指导着中国历代刑事诉讼模式的建构。我国现阶段的刑事诉讼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反映了这一历史文化传统的内涵和要求。同时，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背景，又使之产生了相应的新型诉讼原则，并且，使之在性质上与资本主义刑事诉讼迥异。因此，可以说，我国重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没有、也不能照搬当事人主义或职权主义刑事诉讼的全部内容，这是充分考虑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的结果，是符合现实的。
三
重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步入民主化、科学化轨道，其结构的合理性，内容的先进性，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具有旺盛生命力，不失为现阶段一部较为理想的规范性文件。但是，也应当看到，要将文字上理想的刑事诉讼法，转变成行为中现实的刑事诉讼法，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冲突和差距，“有了正义的法律，并不等于有了法律的正义”。因此，我们认为，《决定》的出台，仅仅是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第一步，艰苦、复杂的工作，将体现在《决定》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如果对刑事诉讼法的实现过程不予关注，法律的内容将在实践中大打折扣，刑事诉讼法将不可能完成其新时期应有历史使命。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决定》的落实过程，保证其在司法实践中不变形走样。为此，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更新司法观念。司法制度与司法观念是相辅相成的概念范畴。一方面，司法制度是产生司法观念的前提和基础，有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司法观念；另一方面，司法观念对司法制度又有一定的反作用，如果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司法观念与司法制度不协调或存在冲突。那么，它必将会影响或阻碍司法制度的正常运转，使诉讼法律制度难于发挥作用，并有可能使其丧失应有功能和预期目标。我国《决定》的产生，必将带来司法观念的变革，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司法观念，这是无容置疑的。但是，也必须看到，观念变革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传统的旧司法观念会存在消极的抵抗，对现代文明司法制度带来冲击。从本质上说，《决定》所修改、补充的内容，如：吸收无罪推定原则精神、律师提前介入、辩论式庭审方式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些司法制度萌芽、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与其重程序、护人权的司法观念相适应。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下形成的轻程序、厌诉讼、等级制度、权力崇拜等传统司法观念，经过新中国几十年的荡涤，已基本消除，但是，由于它根深蒂固于中国社会土壤，在现代人的头脑中仍或多或少地存在痕迹，并阻碍着现代文明司法制度的功能发挥。因此，我们应重视诉讼观念和意识的改造，寻求制度与观念的整合。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新型刑事诉讼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效益。为此，一方面，我们必须依法办事，严格执法，增强国民对法律的期待和诉讼的信任，深入普法教育，提高国人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将社会看作一个系统，对那些非法律因素予以充分关注，市场经济的发达、民主政治的发展、教育科技的现代化、人际关系的合理化等，都是建构现代型诉讼观念的前提和保证。
（二）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司法权能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性。司法权能的独立，是使案件得以客观公正处理的必然要求。刑事犯罪，实质上是一种权益冲突，它发生于国家与个人之间。国家设定司法机关开展刑事诉讼的目的，旨在通过侦查、起诉、审判等活动，对具体的权益冲突适用法律，制裁违法，恢复权益的正常状态，达到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秩序的目的。如果把社会秩序理解为统治阶级通过法律形式在社会主体之间规范出的利益分配及其运行机制，那么，刑事诉讼则是一种保护国家、团体和个人等诸种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活动。我们可以把刑事诉讼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常态中的法律权利因为犯罪行为的侵害而处于非稳定状态，当事人或公益代表（公诉人）提起诉讼，借助国家审判权和强制力，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从而使法律权利得以保护，社会秩序得以稳固和发展。因此，在这种特殊的权益冲突解决过程中，司法机关的独立或中立，是公正、合理解决权益冲突的本质要求。如果冲突的解决者与冲突事实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或者容易受冲突事实和主体情绪的影响，或者容易形成某种情感倾向，那么，冲突的解决结果，就难以为冲突双方心悦诚服地接受，司法公正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司法机关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党政机关可以随意对司法活动指手划脚，如果“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政策代法”，那么，冲突的解决者即司法机关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情感倾向”，作出有损司法公正的裁决。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防止行政对司法的干预以及各种形式的干扰。其中，尤其要保障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努力塑造法院审判中立的形象。在西方，刑事诉讼中审判方享有主持和指挥审判的权力，在审判中占主导地位，是从法官个人的角度而言的，法官人格的独立性和自由心证原则的适用使法官个人在刑事审判中具有行使职权的较大自由和活动时空，因而其诉讼活动往往是直接的、言词的和辩论的。我国刑事审判中，存在审判权力“集体化”现象，院庭长和审判委员会等组织在刑事审判中有极其重要作用。集体化容易导致“长官化”和“行政化”，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审判者如果不能独立行使职权，控辩式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又将失去意义。因此，要真正落实《决定》，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
（三）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法律是由人去执行的。因此，执法者的政治素质、道德修养和业务水平如何，决定着政策和法律实施质量的优劣。《决定》对侦控机关的职权进行了必要限制，扩大了被告人的辩护权能，使刑事诉讼更具对抗性。这种对抗和辩论型诉讼，一方面，对检察官和律师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如果双方业务素质低，则不能形成真正的对抗；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法官的审判责任。法官必须有能力从对抗中认识案件真理。因此，检察人员、律师、审判人员等司法人员都应当对自身在刑事诉讼中充当的角色有深刻认识，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一般说来，立场坚定，坚持真理，秉公执法，则直不阿，应当成为司法人员基本的人格素质；较高的文化素养，系统、专门的法律知识，综合分析和应变、决断的能力，应当成为司法人员业务素质的普遍要求。而且，人格素质和业务素质应当统一，合格的司法人员必须二者兼备。缺少任何一方面，都很难想象会有准确无误的法律适用。从总体上说，我国律师业务素质经过考试制度以及严格管理有了很大提高，而检察官和法官的素质则存在诸多问题，如：缺少严格、统一的考试制度，复员退伍军人充斥其间，培训、晋升制度不完善，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司法人员将难于把握和操作对抗式诉讼。势必阻碍新型诉讼模式的有效运转。为此，我们认为，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从律师中遴选检察官和法官，为《决定》的落实，提供人才保障。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博士生 谢佑平）
肖义方
独立审计准则又称独立审计标准，是规范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获取审计证据，形成审计结论，出具审计报告的专业标准。[1] 独立审计准则、职业道德规则、职业后续教育规则和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控制规则一起，构成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体系，其中独立审计准则处于核心地位。会计界普遍认为，既然独立审计准则是行业标准，注册会计师遵循了独立审计准则，即使是审计失败也不应负法律责任；[2] 法律界则认为独立审计准则仅是行业内部标准，不能作为认定注册会计师损害赔偿责任的唯一法定依据。[3] 这种认识上的严重分歧，直接影响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如何看待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成为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焦点。下面我们从独立审计的社会化契约关系出发，明确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性质，比较违反独立审计准则与注册会计师过错之间的关系，探讨独立审计准则是否可以作为注册会计师过错的认定标准。
一、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性质
独立审计准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从1844年英国颁布《公司法》确立审计制度起，到20世纪中叶以前，注册会计师行业并无独立审计准则。有观点认为，会计职业是一个自由的职业，审计是一门艺术，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运用职业技能和经验去判断和决策，审计准则会扼杀注册会计师们的自由和创新精神，妨碍注册会计师职业水平的提高。但是，正当注册会计师职业蒸蒸日上，注册会计师地位显著提高时，在1938年，美国暴发了麦克森·罗宾斯（McKesson & Robbins）公司破产事件，暴露了审计程序与内部控制的严重缺陷，注册会计师职业社会声誉受到巨大的冲击，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热烈讨论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严重关注。SEC根据专家的意见，对审计程序进行了修正，增加了对应收账款的询证、对存货实地盘点和对被审计人内部控制的详细评价等程序要求。美国会计师协会（AIA）也很快对罗宾斯公司案件作出了积极反应，任命了—个小型委员会负责“根据当前公众的讨论，研究审计程序和相关问题”。1939年1月30日， AIA正式建立了审计程序特别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Auditing Procedures)，提出了《审计程序扩展》，对存货实地盘点、应收账款查证、注册会计师的聘任和审计报告格式作了补充规定，并在行业内外发起了制定审计准则的广泛讨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审计程序委员会根据讨论的观点，于1947年l0月发表了题为《审计准则说明草案——其公认的意义和范围》的专题报告。该报告将审计程序定义为“应执行的审计行为”，而将审计准则界定为“衡量这些应执行的审计行为质量的尺度，是在办理审计手续时应达到的目标”。这样，就将“审计程序”和“审计准则”这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区分开来，同时，该报告进一步从审计人员资格和审计执行与报告标准两大方面提出了九项公认审计准则，这九条和不久后增加的一条报告准则一直沿用到现在，成为美国一般公认审计准则(GAAS)中的主体，这就标志着独立审计准则的正式产生。[4] 此后，日本于l964年也制定了审计准则；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下属的国际审计实务委员会于1980年起制定和颁布了国际审计准则；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目前也都已基本形成了各自的独立审计准则体系。
从独立审计准则的产生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独立审计准则是司法推动、公众参与、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部门SEC干预和注册会计师协会担纲综合作用的产物，是控制和衡量注册会计师审计服务质量的标准，其实质是社会公众（利益相关者）与注册会计师达成的社会化契约条款，是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的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服务是一种无形商品，其质量和公众公司公开的会计信息一样，其质量并非一目了然，会计信息和审计鉴证都是高度复杂和专业化的产品，利益相关者与注册会计师掌握的审计质量信息处于严重不对称的状态，那么怎样才在供需双方约定审计服务的质量呢？人们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发现，一方面，通过制定审计程序规则，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行为，对审计过程进行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审计准则，确定衡量审计行为的标准，是约定审计服务质量切实可行的办法。因此，独立审计准则在性质上是一份约定注册会计师审计服务质量的契约条款。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是一个社会化契约，对独立审计质量的约定当然应该是这个社会化契约中的质量条款，这个质量条款从形式上看是注册会计师行业内部自己制定的，实质上是作为社会公众的利益相关者与注册会计师行业共同谈判的结果。首先，独立审计准则是在产生审计失败的典型事件后，在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中，司法推动下产生的，其内容本身就包含了社会公众的意志和要求；其次，独立审计准则是在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的干预下产生的，其内容体现了公众整体的要求，在实施的过程中随时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第三，独立审计准则不断完善的过程是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过程，只有社会公众不断产生需求，推动政府加强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管制，才有独立审计准则的补充和完善，并逐渐走向标准化；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为了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争取行业的发展空间，才不断完善独立审计准则。正是由于社会公众日益广泛和强化的参与，才极大地推动了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发展，可以说，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每一次补充，都是对社会公众参与的回应，是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质量条款的重签。
二、过错与违约
上面我们分析了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性质，认为独立审计准则是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中的质量条款，那么注册会计师违反独立审计准则，属于违反社会化契约的行为，这种违约行为是不是一定就有过错呢？相应地，是不是遵循了独立审计准则，注册会计师就一定没有过错呢？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分析过错与违约之间的关系。
传统民法中关于侵权责任的过错认定有主观过错说与客观过错说，[5] 对认定社会化契约责任的过错要素具有启发性，我们对此做一定理论借鉴，借此展开下面的论述。主观过错说认为，过错是指行为人所具有的一种应受非难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说行为人在心理上本应注意而不注意，以至于在伦理上道德上具有可受非难性。针对独立审计来说，过错是指注册会计师本来应该尽到职业合理的谨慎，而故意或者疏忽大意而没有尽到职业谨慎。主观过错说是基于人类具有善恶、是非判断和辨认能力的哲学思想而形成的，认为过错反映的是人的主观状态，与违约行为不同，后者是指人的行为，因此，过错与违约行为是构成违约责任的两个不同的要件。客观过错说是以某种行为标准来判定行为人有无过错，过错并非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是否具备应受非难性，而在于其行为具有应受非难性，至于什么样的行为是过错，法学上假设了一个“合理人”，这个合理人基于一定的职业和一定的年龄应该具备相应的勤勉与谨慎，如果这个合理人违反了他应具有的勤勉谨慎的注意义务，所作的行为即为过错，显然客观过错说中含有法学中通称的严格责任或绝对责任的内容。
过错的主观说和客观说都失之偏颇，任何过错都是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支配下的行为的过错，是主观心理的非难性与客观行为的违反的统一。只考虑人的外部行为，而不关注其主观状态，不但无法探知行为人的过错本质，而且将不适当的扩大行为人的责任；而人的主观状态只有通过行为表现出来，才能被外界所认识。因此，过错是行为人不但为了法律和道德上不被认可的行为，而且其行为在法律和道德上应受非难，应受到否定性的社会评价和法律价值判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注册会计师违反社会化契约的行为与注册会计师过错是两个既有密切联系，又不同质的概念，判断注册会计师的过错需要衡量其行为的规范性，但注册会计师行为的规范性不是判断注册会计师过错的唯一因素，还要根据具体状况，判断其行为是否应受社会道德和法律的非难。
而就独立审计准则的性质而言，单纯根据独立审计准则，既不能判定注册会计师违约也不能判定注册会计师过错。独立审计准则作为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的质量条款，是通过对注册会计师行为过程的控制来控制审计质量的，审计的过程并不等同于审计的结果，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即使注册会计师严格执行审计准则，也不能完全保证审计结果与实际状况没有差错。因此，是否遵循独立审计准则，是认定注册会计师是否遵守社会化契约约定的质量条款，既不能认定注册会计师是否遵守了社会化契约的所有条款而不构成违约，更不能认定注册会计师是否存在主观过错。要判断注册会计师违约和过错，必须把独立审计准则与其他相关条件结合起来。
三、独立审计准则作为法定过错判定标准的消极后果
把行为的正当性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挂钩，将过错作为确定违约行为的因素对待的，是英美法追究违约责任的通常做法，实质上是主张实行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6] 会计界坚持这种观点，在当前看似可以减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负担，但从本质上看，是加重了注册会计师的责任。一般来讲，采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比采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责任所承担的责任范围要大一些，而根据独立审计的法律关系，从法理上分析，注册会计师理应承担过错责任。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恢复时间较短，行业的建设还处于审计服务的“初级阶段”，政府和社会公众对具有强烈专业背景的独立审计还不了解，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下，我国的独立审计准则可能还比较落后，行业自律监管也不甚严格，于是给会计界产生一种幻觉，觉得如果把独立审计准则争取为判定注册会计师过错的法定标准，就可以减轻审计失败的责任，其实，我国的这种初级状况不可能也不允许保持太久，一方面，以注册会计师行业等中介服务为保证的现代经济，全球化趋向来势凶猛，我国已经加入WTO几年了，我国经济正迅速的溶入全球经济之中，作为经济鉴证行业，是不可能长期由国家提供壁垒保护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必须迅速与国际接轨，否则就只有遭淘汰的命运。注册会计师行业要与国际接轨，首先就要求独立审计准则达到国际水平。一旦我国的独立审计准则国际化后，我国现有注册会计师的水平很难达到“严格遵循独立审计准则”的标准，等着他们的是无穷无尽的诉讼，到那时才真正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灾难。另外，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也有加强的趋势。美国在安然、世通案后，颁布了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法案规定成立独立于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PCAOB）”，负责监管执行公众公司审计的会计，该法案适用于为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提供服务的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这个法案必将与美国许多相关制度一样，深刻影响世界各国，包括中国。
另一方面，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国际化以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随之国际化，市场经济完善的程度不可能一夜之间也“国际化”了。面对千奇百怪的潜规则凌驾在规范的游戏规则之上的经济环境，即使是有能力遵循国际化独立审计准则的注册会计师，自己尽到了勤勉尽职的注意义务，也很难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圆满完成独立审计业务；或者，完成一个独立审计业务需要付出委托人根本不愿承担的巨额审计成本。为了实现利害关系人可以接受的审计成果，面对两难困境，注册会计师往往会在超前的独立审计准则与实际经济环境中艰难地平衡和选择，以求达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次优解。这种次优解如果以“独立审计准则作为法定认定过错的标准”来衡量，勤勉尽责的注册会计师仍然会有“过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势必造成注册会计师的“法律灾难”。
参考文献：
[1] 中华会计网校：《我国独立审计准则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2003-12-5 )，http://www.chinaacc.com/ new/2003_12%5C3120509572972.htm。
[2] 参见颜延：《从注册会计师的注意义务看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会计研究》2003年第6期。
[3] 参见刘正峰：《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研究》，《中国法学》2002年第4期。
[4] 参见余玉苗等：《以史为镜——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5]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3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81页。
[6]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5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53-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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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现实：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作者：谢佑平 来源：重庆,现代法学 发表时间：199602
内容提要：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弹劾式诉讼、纠问式诉讼和辩论式诉讼以及现代社会当事人主义诉讼与职权主义诉讼相互借鉴、吸收等现象，表明了人类对理想诉讼模式的追求。我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保护人权为指导思想，补充和完善了诸多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规定，强化了辩护机制，增进了诉讼的辩论色彩和民主程度，使我国现阶段有了一部较为理想的刑事诉讼法典，它符合现阶段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但是，也应当看到，字面上的法要变为行为中的法，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新《刑事诉讼法》的落实过程，应当重视：司法观念的更新，司法独立的保障和司法素质的提高等。否则，理想不可能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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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类社会是一个从野蛮向文明不断进化的过程，体现文明进程重要标志的，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其中，刑事司法制度，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序的重要参照系或最基本载体。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相适应，刑事诉讼制度经历了奴隶制时期的弹劾式、封建制时期的纠问式、资本主义时期的当事人式和职权式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诉讼模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无容置疑，历史上每一次诉讼模式的更替，都是人类文明不断演进在司法领域产生的结果，都是对理想的追求。可以说，刑事诉讼模式演进的历史，是刑事诉讼活动不断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历史。从司法行政不分到司法独立，从“不告不理”到国家追诉，从诉审合一到诉审分离，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程序粗糙简单到精细复杂等变迁，记载了刑事诉讼程序理想化的足迹和科学化的历程。
在奴隶社会，实行弹劾式刑事诉讼，在这种诉讼下，没有专门的起诉机关，案件由当事人直接提起；实行不告不理原则；法庭不主动追究犯罪；原告和被告在诉讼中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行政和司法不分，没有独立体系的审判机构；利用宗教和当事人双方的身体力量，作为评断案件是非曲直的手段。在封建社会，统治者意识到犯罪行为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而且危及统治秩序，于是设计出纠问式刑事诉讼。纠问式的主要内容是：起诉权与审判权合二为一；司法隶属于行政，行政长官控制司法权；法官有权主动追究犯罪；实行有罪推定和秘密侦查审讯：被告人没有诉讼地位和辩护权利；被告人的口供被认为是“证据之王”；刑讯逼供被视为合法。以“自由”、“平等”、“人权”为理想和口号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行辩论主义诉讼。其主要特点是：司法权摆脱了行政权的传统桎梏，实行司法独立的审判制度；诉审分离，控诉方和被告人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双方处于对等的诉讼地位；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尊重被告人的主体性，重视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在辩论主义诉讼中，又存在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之分。职权主义刑事诉讼，实行于大陆法系国家，其主要特点是：诉讼的进行以法院为主，法官以积极姿态出现；在审判中，法官要主动讯问和展示证据；警、检机关依职权主动追诉犯罪，侦查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地位且一般不公开；注重发挥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作用；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较少且在行使诉讼权利时有种种条件和限制。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实行于英美法系国家，其主要特点有：刑事诉讼通常从逮捕或传讯嫌疑人时开始，侦查中注意对嫌疑人的保护；强调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诉讼活动主要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通过辩论展开；法官不主动进行调查，甚至不参加提问，在法庭上只起居中公断的作用。
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深刻反映出社会历史从原始走向文明的历程。从弹劾式诉讼到纠问式诉讼、从纠问式诉讼到辩论式诉讼，包含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和民主思想对法律及司法制度的深刻要求。弹劾式刑事诉讼是与国家社会政治文明程度低下，文化科学技术落后，人们心灵中对神的崇拜和畏惧，以及氏族原始民主平等印迹等联系在一起的。纠问主义刑事诉讼下国家追诉犯罪制度的确立，是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大发展；在人们对诉讼无休止的冗长辩论和充满野蛮、蒙昧的神明裁判感到厌烦不安，迫切需要一种迅速有效而又非常权威的力量主持诉讼以更大程序地惩罚犯罪时，纠问主义诉讼应运而生了。到资本主义时期，“自由、平等、人权”的历史背景，使刑事诉讼模式出现了诉审分立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原则、自由心证和无罪推定原则等一系列现代民主司法内容。因此，可以说，刑事诉讼模式演进的历史，是刑事诉讼活动不断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历史。
在现代社会，各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出现了互相借鉴和吸收优点，以期建立理想刑事诉讼模式的趋势。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都有其优点、长处和存在的合理性，这是无容置疑的。然而，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各自也都暴露出固有弊端，需要改进和完善，否则，就难以适应追究、惩罚犯罪的要求。就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而言，由于过份强调正当程序和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可能导致诉讼活动步履艰难，旷日持久，不能及时惩罚犯罪，产生疏忽对被害人及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等后果；就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来说，由于过份偏重惩治犯罪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又难免造成对法律程序意义的轻视和对被告人个人权利的损害，带来积极惩罚、消极保护的现象。正因为如此，为了使刑事诉讼活动充分发挥惩治犯罪、保护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各国统治阶级都从自身利益需要出发，在保留各自刑事诉讼模式长处的基础上，对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进行了程度不同的修改和完善。如美国在刑事犯罪日益加剧的威胁面前，开始实施强化犯罪控制的司法措施，扩大了侦查官员的权力，降低了搜查、逮捕、扣押的适用标准，使其刑事诉讼更加与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靠近。与此同时，大陆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也开始接收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有益成份，如：日本、法国等的刑事诉讼中，吸收了英美允许律师从侦查阶段介入诉讼协助被告人辩护的做法，诉讼程序注意起对人权的保护。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需要。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和建构，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没有超阶级的民主，也没有超阶级的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模式内容、价值取向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关，刑事诉讼模式的相互借鉴和吸收，是为了更有效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但是，撇开阶级属性，从纯技术的角度考察，科学、民主的刑事诉讼模式是有其共同规律和特点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大刑事诉讼模式相互吸收、接近，本质上，是对刑事诉讼内在规律和特点的深刻认同。
二
社会主义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没有二致。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与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比较，在性质上有本质区别。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职能，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通过惩罚犯罪，保护无辜，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和巩固安定团结、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目的。
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在惩罚犯罪，保护无辜，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要特点表现在：第一，侦查权由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行使，侦查手段广泛、多样，侦查权力强大。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分子，侦查机关有权决定采用包括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扣押、鉴定、搜查和通缉在内的各种侦查手段，有权决定对被告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强制措施。侦查机关在采用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适用条件宽松，限制因素极少。第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受到局限。为了提高侦、控工作的效率，侦查、控诉活动极具封闭性，很多工作是在秘密状态下完成的，并对被告人的权利予以限制。如：在侦、控阶段，被告人无权获得律师帮助，不允许律师介入诉讼为被告人辩护，即使免予起诉的案件也是如此：被告人在侦、控阶段人身自由大多受到限制，缺少或完全不具备与外界接触的条件：被告人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相反，要“如实回答”；且没有保释制度对被告人的权利予以保障。第三，在审判阶段，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案件事实，以积极姿态出现，在审判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发挥积极作用。人民法院有权讯问被告人，核实证据，必要时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搜查、扣押和鉴定；对事实不清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有权退回补充侦果；在庭审中，公诉人、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提问、发问、举证、辩论等活动，都必须经过法官同意或许可；对于违反法庭秩序者，审判长有权警告制止；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退出法庭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
1979年《刑事诉讼法》，是在我国法制极不完备的背景下生成的。与当时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和集权型行政模式相适应，它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色彩，赋予了司法机关极其广泛和灵活的司法职权，侦、控权能强大，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审判权能廓不清界限；与此相反，而被告人的权利受到种种限制，使本来弱小的当事人更加难以与强大的侦控机关相对抗。因此，刑事审判中容易事先形成对侦控机关有利的倾向性意见，“上判下审”、“先判后审”、“辩不辩都一样”等不正常现象便顺理成章。16年来的刑事司法实践表明，职权性有余、辩论和民主性不足的刑事诉讼，与现代刑事司法的普遍规律是不相适应的。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活动，实质上是一场发生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权益冲突和斗争。国家与个人力量的悬殊，要求建立科学的诉讼程序，限制司法权力的膨涨和司法手段的滥用，赋予被告人充分与控诉权或国家权力相抗衡的防御手段和能力，在诉讼中达成控、辩双方的相对衡平，才有可能产生辩论和民主，才有可能在个人与国家的斗争中实现客观公正。因此，追随世界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步伐，借鉴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先进成果，认同刑事诉讼活动的国际标准或共同规律，是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发挥其职能作用的必由之路。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史上的里程碑，它翻开了我国民主司法的新篇章。该《决定》以保护人权为指导思想，对我国刑事诉讼模式进行了较大改造，通过引进、移植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关于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若干规定，使我国职权主义刑事诉讼逐步“当事人化”。它较好地反映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普遍规律，进一步与国际惯例接轨。该《决定》的突出成果表现在：第一，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为有罪之前，应推定其为无罪的人。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要求刑事司法将被告人在没有通过足够证据和合法程序最后结论为犯罪者以前，看作是与其他公民在权利上没有二致的社会主体，应当受到与其他公民毫无差别的待遇，甚至更为优厚。可见，平等、权利、争论是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刑事司法中所蕴涵的司法观念。随着社会的进步，无罪推定原则由于体现了人类社会法制和法律思想发展和进步的共同要求，已为当代社会不同制度的国家所普遍采用。长期以来，我国将它视为洪水猛兽，给它定性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予以排斥，认为它将一切被告人都先入为主地假定为无罪的人，容易造成司法人员思想混乱，可能导致放纵犯罪。该《决定》规定，任何人在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为有罪之前，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表明，中国的刑事司法将步入现代化时代，会出现司法观念和制度的根本性变革。第二，对侦、控机关进行制约。在我国，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是刑事案件的侦、控机关，职权主义的侦、控方式，使它们在刑事诉讼享有广泛的侦查手段和极为自由的支配权力，出现了无人监督和制约的现象。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出现滥用，这在公安机关的“收容审查”和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问题上得到了充分印验。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取消“收容审查”和“免予起诉”，表明立法者对保护人权的决心和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职权主义侦、控行为予以制约的态度。从诉讼构造原理上讲，限制和制约刑事诉讼中的侦、控职权，是建立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必然要求，只有取消侦、控机关的定罪和处罚权，才有可能将其塑造成当事人的角色，被告方才可能在诉讼中与控诉方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抗。第三，加强了对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决定》规定，嫌疑人在侦查阶级便可以委托律师进行法律帮助，开展法律咨询、收集证据、代理申诉等活动；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可委托律师介入诉讼，进行辩护，充当辩护人；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公诉机关不予起诉时，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等，这些规定强化了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充分体现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作用增大了。注重发挥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表明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在朝当事人主义转变和接近，吸收其优点，逐步走向完善。第四，实行对抗式法庭审判。在现代西方国家，无论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还是职权主义刑事诉讼，都实行对抗式法庭审判，只是在对抗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对抗式审判的主要标志，是采用直接、言词原则，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对证据进行质证，对焦点问题进行辩论。对抗式审判中，控、辩双方是平等的主体，享有平等的举证、证明权利和平等的发言，辩驳机会。审判者一般处于中立地位，以仲裁者身份听取双方的证据和辩驳，认定案件事件。我国以往的刑事审判，是一种超职权主义的审问式审判，一方面，法院庭前审查行为中享有搜查、扣押等广泛的侦控性权力，导致控审不分或控审关系过分紧密现象；另一方面，轻视法庭辩论的作用，法庭辩论往往走过场；在庭审活动中，法官普遍关注的是法庭调查；在法庭调查中关心的，是如何通过严厉的审问，使被告人认罪服法。《决定》规定：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只向人民法院移送起诉书和主要证据目录等简单材料；要求人民法院缩短、弱化庭前审查，集中精力搞好开庭审判；要求法庭审判中实行直接、言词原则。开展质证活动。发挥法庭辩论功能，等等，这标志着我国刑事审判将具有较多的对抗性色彩，也意味着审判权在刑事诉讼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重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所构建的混合型诉讼模式，是符合我国现实的。在修改《刑事诉讼法》前，不少学者主张全盘引进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内容，将当事人主义视为“理想”，这是不切实际的。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选择和修改，应当充分考虑两大因素：一是阶级利益需要；二是历史文化背景。刑事诉讼活动，是实现国家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无辜，以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社会秩序的活动。在阶级社会里，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与建构，是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表现。奴隶社会采用弹劾式诉讼模式，继承氏族组织解决社会冲突的朴素民主方式，这在国家和法律初创时期，是惩罚犯罪的最有效方式，因而符合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到犯罪不仅仅是对个人利益的侵害，而且必然危及国家整体利益和社会共同秩序，“不告不理”原则已不能适应有效惩治犯罪的需要，必须建立一种用以遏制犯罪的强有力的司法机制，于是，封建专制社会的统治者设计出了由国家主动追诉犯罪的纠问式刑事诉讼模式。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因而，在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中，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国家追诉犯罪的同时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被侵犯，因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主体地位，拥有较为充分的与控诉相抗衡的防御手段和能力。我国刑事诉讼的任务，是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从总体上说，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在完成刑事诉讼任务方面，成绩是显著的，它有效地维护了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相关的社会秩序，其总体精神和宏观样式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需要。重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既有对旧《刑事诉讼法》中符合我国国家利益部分内容的继承，也有对过时和陈腐内容的修改和完善，目的在于使其更加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英美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是以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为背景的。如果不加区别地照搬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必将造成刑事诉讼模式与刑事诉讼目的、任务和功能的不协调和不适应，最终带来社会秩序的动荡，危害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其次，从历史文化背景的角度考察，重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所建构的混合型诉讼模式是较为理想的模式。任何刑事诉讼模式，都根植于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无不存在独特的文化传统印记。撇开历史文化背景，是不可能全面理解各种刑事诉讼模式发生发展的缘由及其固有特征和差异的。职权主义诉讼起源于罗马帝国特别是西欧中世纪宗教法庭所实行的纠问式程序，当事人主义诉讼与英国中世纪的控告诉讼一脉相承，两者的区别显然是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传统的国家，刑事司法手段历来被视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之一，“犯罪控制”思想指导着中国历代刑事诉讼模式的建构。我国现阶段的刑事诉讼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反映了这一历史文化传统的内涵和要求。同时，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背景，又使之产生了相应的新型诉讼原则，并且，使之在性质上与资本主义刑事诉讼迥异。因此，可以说，我国重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没有、也不能照搬当事人主义或职权主义刑事诉讼的全部内容，这是充分考虑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的结果，是符合现实的。
三
重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步入民主化、科学化轨道，其结构的合理性，内容的先进性，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具有旺盛生命力，不失为现阶段一部较为理想的规范性文件。但是，也应当看到，要将文字上理想的刑事诉讼法，转变成行为中现实的刑事诉讼法，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冲突和差距，“有了正义的法律，并不等于有了法律的正义”。因此，我们认为，《决定》的出台，仅仅是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第一步，艰苦、复杂的工作，将体现在《决定》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如果对刑事诉讼法的实现过程不予关注，法律的内容将在实践中大打折扣，刑事诉讼法将不可能完成其新时期应有历史使命。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决定》的落实过程，保证其在司法实践中不变形走样。为此，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更新司法观念。司法制度与司法观念是相辅相成的概念范畴。一方面，司法制度是产生司法观念的前提和基础，有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司法观念；另一方面，司法观念对司法制度又有一定的反作用，如果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司法观念与司法制度不协调或存在冲突。那么，它必将会影响或阻碍司法制度的正常运转，使诉讼法律制度难于发挥作用，并有可能使其丧失应有功能和预期目标。我国《决定》的产生，必将带来司法观念的变革，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司法观念，这是无容置疑的。但是，也必须看到，观念变革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传统的旧司法观念会存在消极的抵抗，对现代文明司法制度带来冲击。从本质上说，《决定》所修改、补充的内容，如：吸收无罪推定原则精神、律师提前介入、辩论式庭审方式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些司法制度萌芽、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与其重程序、护人权的司法观念相适应。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下形成的轻程序、厌诉讼、等级制度、权力崇拜等传统司法观念，经过新中国几十年的荡涤，已基本消除，但是，由于它根深蒂固于中国社会土壤，在现代人的头脑中仍或多或少地存在痕迹，并阻碍着现代文明司法制度的功能发挥。因此，我们应重视诉讼观念和意识的改造，寻求制度与观念的整合。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新型刑事诉讼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效益。为此，一方面，我们必须依法办事，严格执法，增强国民对法律的期待和诉讼的信任，深入普法教育，提高国人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将社会看作一个系统，对那些非法律因素予以充分关注，市场经济的发达、民主政治的发展、教育科技的现代化、人际关系的合理化等，都是建构现代型诉讼观念的前提和保证。
（二）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司法权能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性。司法权能的独立，是使案件得以客观公正处理的必然要求。刑事犯罪，实质上是一种权益冲突，它发生于国家与个人之间。国家设定司法机关开展刑事诉讼的目的，旨在通过侦查、起诉、审判等活动，对具体的权益冲突适用法律，制裁违法，恢复权益的正常状态，达到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秩序的目的。如果把社会秩序理解为统治阶级通过法律形式在社会主体之间规范出的利益分配及其运行机制，那么，刑事诉讼则是一种保护国家、团体和个人等诸种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活动。我们可以把刑事诉讼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常态中的法律权利因为犯罪行为的侵害而处于非稳定状态，当事人或公益代表（公诉人）提起诉讼，借助国家审判权和强制力，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从而使法律权利得以保护，社会秩序得以稳固和发展。因此，在这种特殊的权益冲突解决过程中，司法机关的独立或中立，是公正、合理解决权益冲突的本质要求。如果冲突的解决者与冲突事实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或者容易受冲突事实和主体情绪的影响，或者容易形成某种情感倾向，那么，冲突的解决结果，就难以为冲突双方心悦诚服地接受，司法公正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司法机关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党政机关可以随意对司法活动指手划脚，如果“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政策代法”，那么，冲突的解决者即司法机关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情感倾向”，作出有损司法公正的裁决。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防止行政对司法的干预以及各种形式的干扰。其中，尤其要保障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努力塑造法院审判中立的形象。在西方，刑事诉讼中审判方享有主持和指挥审判的权力，在审判中占主导地位，是从法官个人的角度而言的，法官人格的独立性和自由心证原则的适用使法官个人在刑事审判中具有行使职权的较大自由和活动时空，因而其诉讼活动往往是直接的、言词的和辩论的。我国刑事审判中，存在审判权力“集体化”现象，院庭长和审判委员会等组织在刑事审判中有极其重要作用。集体化容易导致“长官化”和“行政化”，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审判者如果不能独立行使职权，控辩式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又将失去意义。因此，要真正落实《决定》，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
（三）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法律是由人去执行的。因此，执法者的政治素质、道德修养和业务水平如何，决定着政策和法律实施质量的优劣。《决定》对侦控机关的职权进行了必要限制，扩大了被告人的辩护权能，使刑事诉讼更具对抗性。这种对抗和辩论型诉讼，一方面，对检察官和律师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如果双方业务素质低，则不能形成真正的对抗；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法官的审判责任。法官必须有能力从对抗中认识案件真理。因此，检察人员、律师、审判人员等司法人员都应当对自身在刑事诉讼中充当的角色有深刻认识，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一般说来，立场坚定，坚持真理，秉公执法，则直不阿，应当成为司法人员基本的人格素质；较高的文化素养，系统、专门的法律知识，综合分析和应变、决断的能力，应当成为司法人员业务素质的普遍要求。而且，人格素质和业务素质应当统一，合格的司法人员必须二者兼备。缺少任何一方面，都很难想象会有准确无误的法律适用。从总体上说，我国律师业务素质经过考试制度以及严格管理有了很大提高，而检察官和法官的素质则存在诸多问题，如：缺少严格、统一的考试制度，复员退伍军人充斥其间，培训、晋升制度不完善，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司法人员将难于把握和操作对抗式诉讼。势必阻碍新型诉讼模式的有效运转。为此，我们认为，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从律师中遴选检察官和法官，为《决定》的落实，提供人才保障。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博士生 谢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