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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关于进一步做好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行政监督工作的通知

财监[2009]6号
　　

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为切实加强对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的行政监督，进一步规范专员办的会计监督行为，全面提升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和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根据《注册会计师法》、《会计法》、《财政部证监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财会[2007]6号）、《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工作规程》（财监[2006]11号）等有关规定，财政部决定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专员办对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的行政监督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做好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行政监督工作的基本目标

　　财政部组织专员办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成效显著，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会计监督工作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监督模式主要是专项检查、日常监管开展不够、检查对象的选取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等。为此，财政部在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决定采取定点负责、动态监控的方式，明确专员办和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关系，建立和强化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日常监管体系，对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进行动态、持续、全面监督，提高监督检查的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进一步规范监督行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行政监督工作。

　　做好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行政监督工作，要以构建和完善会计监督长效机制为目标，切实做到转变监督理念、丰富监督手段、规范监督行为、提高监督水平。一是落实财政部门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主管职责，切实发挥监督、指导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主导作用；二是完善专员办会计监督工作机制，进一步规范专员办监督行为，落实专员办监督责任；三是提高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做大做强、健康发展；四是通过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辐射延伸，强化专员办对重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成效。

　　二、进一步做好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行政监督工作的职责分工

　　根据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分所的分布情况，考虑到各专员办的监督力量和任务，按照“统一部署、分步实施、便利高效、联动协调”的原则，具体分工如下（分工名单见附件）：

　　（一）对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总所的监督分工。

　　财政部负责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行政监督工作的统一规划，对各专员办的监督工作进行指导、巡视和考核，协调各专员办的分工与配合，必要时直接参与对部分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检查工作。

　　北京地区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由北京专员办负责对其中的安永华明、毕马威华振、北京立信、信永中和、北京京都天华、中勤万信等6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监督，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分别由天津、山东、河北、山西、辽宁、大连、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云南、陕西等专员办负责监督。

　　上海地区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由上海专员办负责对其中的普华永道中天、德勤华永、安永大华、立信、上海众华沪银、上海上会等6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监督，上海东华、上海公信中南等2家会计师事务所由宁波专员办负责监督。

　　其他地区的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由相关专员办负责就地监督。

　　专员办应与相关省级财政部门保持沟通，及时掌握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发生新设、合并、分立、注销、迁移、改名等情况并报财政部监督检查局，财政部将根据工作需要对分工做出调整。

　　（二）对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的监督分工。

　　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在外省设立的分所，由分所所在地专员办负责就地监督。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在本省设立的分所，由负责监督总所的专员办进行监督。

　　专员办应与相关省级财政部门保持沟通，及时掌握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发生新设、注销、迁移、改名等情况并报财政部监督检查局。

　　分所所在地专员办进行就地监督，应与负责监督总所的牵头专员办保持沟通，监督检查结果上报财政部并通报牵头专员办。

　　（三）对被审计单位的监督分工。

　　专员办应对分工负责的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的所有审计业务进行全面监督，重点关注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金融保险等具有重要影响以及具有较高审计风险的审计业务，并有针对性地选取被审计单位开展延伸检查，延伸检查不受地域限制。专员办发现所监督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异地的被审计单位存在违规线索的，也可与被审计单位所在地专员办协商，由当地专员办进行调查或检查。专员办开展异地检查，应报财政部备案。

　　专员办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可直接选择企业进行检查，检查企业后再对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延伸检查。延伸检查如涉及其他专员办牵头负责的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应与牵头专员办沟通了解相关情况，检查范围限于事务所对被查企业出具审计报告的情况，检查结果上报财政部并通报牵头专员办，由牵头专员办负责汇总并研究处理意见。检查涉及非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时，应将检查结果移送事务所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处理，同时上报财政部。

　　（四）处理处罚工作的分工。

　　1.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分所的违规问题应予以行政处罚的，负责监督总所的专员办汇总复核后将检查结果和处罚建议上报财政部，由财政部对有关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下发处罚决定。

　　2.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分所存在违规行为，但情节轻微、不够行政处罚的，由检查专员办采取约谈批评、责令整改等方式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财政部，涉及分所的要通报负责监督总所的牵头专员办。

　　3.专员办异地检查企业发现的违规问题，由财政部下发处理处罚决定；专员办就地检查企业发现的违规问题，由专员办下发处理处罚决定；财政部统一组织联合检查发现的违规问题，由财政部下发处理处罚决定。

　　4.财政部下发的处理处罚决定，由财政部指定专员办负责送达和监督执行。按照《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工作规程》的规定，涉及撤销会计师事务所、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的处罚决定，由会计师事务所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执行。

　　三、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行政监督方式

　　专员办依法对分工范围内的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内部质量管理、业务报备、会计信息质量等情况进行监督。分所所在地专员办在牵头专员办的统一协调下，主要负责分所执业质量的就地监督。具体可采取以下监督方式：

　　（一）日常监督。专员办应高度重视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日常监督工作，充分利用注册会计师行业报备系统平台，做好对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报备信息的跟踪、分析和利用，全面掌握事务所的客户分布、审计报告数量、审计意见类型等执业情况，并应通过报备资料跟踪分析重点企业的财务报表，了解其财务状况。在利用报备信息的基础上，专员办可利用走访、约谈、座谈会等方式，了解会计师事务所内部质量管理、分所管理模式等情况，及时通报有关监管信息，与会计师事务所建立良好的监督互动关系。专员办要综合各方面信息，包括社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反映、事务所的历史表现、内部质量控制、分所管理模式、人员素质、执业理念、业务承接、工作底稿、审计程序执行等方面，对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进行日常监控。

　　（二）现场调查。专员办对日常监督中发现的线索、疑点和问题，应当及时到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企业及相关单位开展现场调查，通过查阅资料、询问当事人等方式，核实相关情况。专员办对收到的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线索和财政部直接交办的核查工作，通过现场调查予以核实。

　　（三）专项检查。在开展日常监督的基础上，专员办应当按照《财政检查工作办法》、《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工作规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对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被审计单位会计信息质量等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对所监督的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原则上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专项检查，每次检查至少延伸检查两户被审计单位，重点检查国有大型企业、上市公司以及高风险审计业务。

　　（四）质量评价。专员办要根据对会计师事务所日常监督和专项检查情况，积极探索对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内部质量管理、风险控制、审计执业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对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分类管理，对综合评价较差的会计师事务所要进行重点监督检查。

　　四、相关要求

　　（一）加强领导，高度重视，着力构建会计监督长效机制。专员办要高度重视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行政监督工作，牢固树立质量意识和精品意识，加强领导，周密部署，制定详细方案，确保该项工作落到实处。要抽调精干力量充实业务处室，指定专人负责，加强业务学习，深入研究行业特点，认真总结工作经验，着力构建和完善会计监督长效机制。

　　（二）探索创新，统筹安排，切实转变会计监督模式。专员办要积极创新，将开展会计师事务所行政监督与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结合起来，将日常监督与重点检查结合起来，不断丰富监督手段，不断创新监督方式，不断提高监督水平。专员办要将工作重点放到强化日常会计监督上来，根据日常监督中发现的疑点和线索，组织安排对分工负责的会计师事务所和重点企业的检查，有效扩大会计监督的覆盖面，切实提高会计监督的针对性，避免以专项检查替代日常监督，实现会计监督工作的日常化、机制化和规范化。

　　（三）做好沟通，联动配合，有效形成会计监督合力。专员办要做到“分工不分家”，切实做好沟通配合，实现信息共享和监督联动。负责监督总所的专员办要切实发挥牵头作用，对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进行全面监督，并协调各分所所在地专员办的监督工作。分所所在地专员办要积极配合牵头专员办的工作，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和疑点及时通报牵头专员办。专员办对异地会计师事务所和企业进行调查或检查时，所在地专员办要予以积极配合。专员办要与地方财政部门、注册会计师协会以及证监局、审计特派办等有关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协调，合理分工，密切协作，形成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果。

　　（四）依法监督，便民高效，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专员办要严格按照《财政检查工作办法》、《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工作规程》等有关规定，依法行政、依法监督，做到规范、公开、透明，自觉接受会计师事务所和社会公众的监督。要坚持便民高效的原则，寓服务于监督之中，为会计师事务所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及时指出会计师事务所执业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帮助、教育和促进会计师事务所切实提高执业质量和水平。要充分尊重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执业特性，做到以理服人、以专业水平服人，建立和谐、顺畅、有效的监管关系。要恪守监督独立性，保持廉洁自律，树立良好监督形象，不得以任何形式从会计师事务所获取不当利益，不得向会计师事务所提出与履行监督职责无关的要求，不得影响和干预会计师事务所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得要求会计师事务所重复报备有关信息。

　　（五）加强指导，狠抓落实，确保行政监督工作取得良好成效。财政部将与审计、证券监管等有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做好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监管工作。研究出台和完善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行政监督工作有关制度办法，加强对专员办工作的指导，定期对专员办工作质量进行抽查，对被监督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走访，了解会计师事务所对监督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专员办每年底应对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行政监督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并专题上报财政部，总结内容包括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行政监督工作的整体情况、日常监督具体做法、专项检查情况、工作成效等。财政部将对专员办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行政监督工作进行专项年度考核，推动该项工作的常规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开始执行，各专员办和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在执行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向财政部监督检查局反馈。联系电话：010—68552758、68552323。

　　附件：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行政监督分工名单

　　



　　　　　　　　　　　　　　　　　　　　　　　　　　　　　　　 财 政 部

　　　　　　　　　　　　　　　　　　　　　　　　　　 　　 二○○九年二月三日




论法律方法的异化及其危害

——兼析司法过程中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内容提要：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方法是在司法实践基础上所作的理论总结，而不是单纯地依据法学理论进行的逻辑归纳。笔者对目前法学理论界持有的法律方法必然具有正当属性的观点表示质疑，提出司法实践中法律方法的异化问题，并剖析其异化的基本形态及危害。同时，从社会信息经济学的视角论证法律方法的异化现象与司法资源交易行为的辩证关系，指出二者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促进必然会导致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运作，形成司法方法的制度性腐败。



关键词：法律方法 法律方法的异化 司法资源的交易 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论法律方法的异化及其危害

——兼析司法过程中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韩德强 郝红梅

1、何谓法律方法的异化

1、1法律方法异化的具体含义
法律方法 是指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它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思维方式；二是法律运用的各种技巧；三是一般的法律方法。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质疑 ：不是“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是什么？在此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在提出这个疑问时，我们已默认法治具有明确、统一、现实的标准，以建立一个明确的论域和平等的对话平台；二是不论如何表述法律方法的定义，我们都可以对适用法律方法的目的本身提出质疑。
这个质疑的提出在理论上是成立的。我们知道，体系内的目的与方法是可以相互脱节甚至分离的，在法律体系内同样如此。首先是法律目的的主观性决定了法律方法的滞后性，模式化的方法跟不上变化着的主观目的，使目的与方法相脱节、分离，使得方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受到减损甚至消失，从而破坏、对抗目的的实现。其次，适用法律的主体对法律方法的工具性运用，使得方法所具有的可操作性带有主观性，非正当目的下的方法操作有可能将方法本身所具有的积极价值降至最小值，甚至产生消极性价值。第三，法律方法只能限制、约束，但不能禁止、消除非正当性的目的。法律方法自身的客观性不能完全对抗法律目的的主观性。同时，非正当性法律目的的产生并不排斥法律方法本身的存在。第四，法律方法本身成立与否不以法律目的的性质为条件。因此，从理论上讲，不“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或不以“维护法治”为目的，同样可以根据法律，运用法律方法分析事实、解决纠纷。
这个质疑的提出在司法实践中更是成立的。法学理论界、司法实践界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和研究，本文尝试填补这一空缺，着重分析、探讨之。
在此，我们将这种不是“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而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称之为法律方法的异化 。它是指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司法主体 基于对司法资源进行交易的目的或其他非法治目的，运用法律方法，规避法律、利用法律漏洞，或因错用、误用、借用法律方法，改变或削减司法实践活动的程序公正或结果公正，致使法律方法丧失其所具有的特有属性或积极作用的行为和现象。
根据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司法的存在状态一般可分为动态的司法活动和静态的司法制度。本文探讨的法律方法的异化问题主要存在于动态的司法活动过程中，可以更确切地称之为司法方法的异化 。
1、2法律方法异化与司法资源市场化配置
法律方法的异化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依其在整个司法活动中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化、发展过程，从理论上可划分为以下层次：司法资源 交易行为——法律方法的异化——司法的方法性腐败——司法资源市场化配置。这种层次性涵盖了以下内容:司法资源的交易行为为法律方法的异化提供动力和条件，其在量上的累积演变为规模化的法律方法异化；法律方法的异化又是司法资源交易行为实现的有效手段或方式，其规模化所导致的司法方法性腐败又侵蚀着正常的司法机体，诱使具有异化因素和性质的司法管理制度出现，从而使法律方法异化得到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法律方法的异化与司法资源交易行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促进着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运作，形成司法方法的制度性腐败。
司法资源交易行为是指司法资源交易双方基于对合法权益或非法利益的追求，卖方（司法主体）为获取各种权益出卖司法资源，买方（当事人）为寻求法律救济或逃避法律惩罚买入司法资源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交易活动。其实质是司法资源商品化，成为司法主体手中的交易标的。司法资源交易行为的规模化形成司法资源交易市场，这种交易市场的非法性一旦得到具有市场化因素和性质的司法管理制度的支持和保障，司法资源配置的公平效率兼顾性原则将逐渐被单纯的市场经济效益性原则所取代，从而形成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这种市场化配置的实质是指司法主体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受各种权益需求的诱惑和驱动，为追求和实现经济上的最大利益化，用经济效益性取代在司法领域内处于至尊地位的法律公正性，使得法律丧失其特有的公正属性和主体资格，沦为司法资源交易市场的客体。正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极易将人异化为货币的奴仆一样将法律异化为权益的奴仆。
1、3司法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特点
司法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特点：其一，司法资源交易市场永远是卖方市场，卖主的身份、地位不可更改，市场产生之初就具有垄断性。司法资源交易中的卖方凭借国家法律赋予的职责和司法权力，在享有国家一定报酬的同时，又通过司法资源交易行为从买主手中获取各种形式的“报酬”。这种“报酬”是他们凭借司法权力垄断和司法知识垄断无偿从买主手中榨取的“利润”。这种“利润”与其他任何市场中的利润都不同，因为它是以损害法律的正义和人的良知为代价而产生的。其二，司法资源交易者对法律所持有的公平正义信念在司法资源交易行为中转化、败坏成为精神商品。法律信念逐渐丧失而成为精神商品较为抽象，大的方面指社会的整体法律观念被商品化，小的方面指司法资源交易参与者对法律观念持有的商品化态度。具体地讲，司法商人 每进行一次司法资源交易，都是一次出卖法律良知的冒险，冒险的收获就是法律良知的价格。可以想象，有这样一个市场，里面充斥着把人的信念和良知作为商品的交易，其可怕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其三，在进行司法资源交易过程中，交易各方共同遵守着一些心照不宣的内部规则。这些规则始终隐藏在一些正式的司法管理规则的阴影中，实际承担着分配腐败权力和利益的重任，其实质是交易各方相互默认对方的非法利益，以牺牲国家和他人利益为代价，谋取自身利益。一般说来，根据被损害利益的形态，可分为有形利益和无形利益。有形利益是指案件当事人因司法资源交易行为而受损或丧失的应得利益，它是一种能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短期利益；无形利益是指因司法资源交易行为而受到侵蚀和损害的法律尊严和司法公正，它是长期的、无形的、观念上的利益，是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在所有的司法资源交易活动中，作为既得利益者或预得利益者的交易方，为了提高交易的安全系数和成功率，一般都最大限度地牺牲无形利益，而尽量缩小对有形利益的侵害。


2、法律方法异化的基本形态

2、1法律方法异化的案例模式
法律方法的异化一般存在于案件的具体审理过程中。现选用以下具有一般性的案件，剖析其存在的基本模式。
某一买卖欠款纠纷案件 中，有债权人甲及其利益代理人 ，债务人乙及其利益代理人。案件基本标的额为2万元 （其中含利润2000元），相关的预得利益 数额为4000元，案件受理费、委托律师费、交通费等法定费用数额共为2000元。该案诉至法院后，债权人甲诉讼请求的最高取得利益数额为20000+4000+2000=26000元，最低取得利益数额为20000-2000=18000元。当该案件由法官A处理时，在案件事实基本清楚的情况下，存在以下裁判结果：（1）接受甲的交易条件，满足其诉讼请求，确定乙偿还数额为26000元，简称正常处理。（2）在不违背法律、法规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接受乙的交易条件，满足其不合理答辩请求，确定乙偿还数额为18000元，简称不尽合法处理 。（3）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调整范围内，考虑到甲、乙双方提出的交易条件，确定乙偿还数额为22000元左右。简称折衷处理 。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到，一个案件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之内，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裁判结果存在。确定何种裁判结果并不是由法律方法自身所决定，而是由法官的裁判目的所决定，法律方法仅是置于法官裁判目的之下可供选择的操作手段。一旦案件裁判结果成为法官与当事人的交易筹码，对案件的裁判在本质上将还原为在各种可能性之间的选择。那么，法官的裁判目的便会把法律方法变为其谋取私利的工具或手段，最终导致法律方法的异化。正如美国法学家史蒂文.J.伯顿所讲：“当法官基于法律理由而判决时，他们就是在法律之内进行判决的。然而，在法律之内进行判决并不能充分取得合法性。” 由此可见，一方面案件裁判结果的可选择性，是法律方法异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案件的三种裁判结果来源于三种不同趋向的法律方法，通过三种法律方法可以完成三种不同的交易目的；另一方面正是法律方法的可选择性和可操作性，使得法律方法成为交易目的得以实现的杠杆或纽带，使得不以维护法治为目的的裁判结果得以成为交易筹码。

2、2法律方法异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一、法律思维的异化
法律方法的核心是法律思维。法律思维一般是指司法主体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以维护法治为目的，根据法律的品性，而形成的解决法律问题的一种合法性思维定势 。我们知道，法律思维的实质是其思维形式的规范性（合法性），而这种规范性的根据或标准即是法律本身，但事实上，思维的主观性是不可能总是与法律的规范性相一致，相统一的，思维本身存在着实质与形式不一致的情况。也就是说，上述定义的必要前提——法律思维就是以维护法治为目的合法性思维，很明显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主义，而不是对现实法律思维的真实反映。现实司法中，司法主体的思维总是与法律的规范性相脱节、分离甚至对立，而这种状态大多数并不是以明显的违法性思维定势为表现形式的，总是界于或游离于合法与违法之间。司法主体的这种不以维护法治为目的，仅根据特定裁判结果的需要去发现法律、适用法律、处理案件、解决纠纷而形成的思维定势，就是法律思维的异化。
在司法主体的司法态度上，法律思维异化的实质就是司法主体的个人价值立场及见解与案件裁判结果之间的关联发生变异。正如前述案例模式中的三种裁判结果，若不是司法主体与当事人交易后的特定追求，不论法官A作出何种裁判结果，都是他正常法律思维下适用具体法律方法而作出的规范性裁判，而不能因裁判结果的不妥追究其司法态度上的任何主观过错。那仅仅是其适用法律方法的见解或技巧问题，不存在法律思维异化的问题。但是，如果裁判结果是法官A与当事人进行交易后的特定追求，不论裁判结果是多么的符合法律规范，其适用具体法律方法多么娴熟正确，都不能摆脱其个人的价值追求丧失了法官所应有的法治信念，而与其个人私利相连接的嫌疑。这种由于特定交易目的存在而导致裁判结果与个人私利相连接的思维模式，便构成了法官A的法律思维的异化。当然，基于司法主体与当事人的交易行为而产生的法律思维的异化，虽然以特定裁判结果为追求目的，但不以其为标准或成立要件。
从以上可以说明，当前法学理论上对法律思维的定义是理想的、片面的，忽视了法律思维是由客观化的法律规范与主观性的思维方式两部分构成的。并且，是思维主导法律，而不是法律控制思维，是主体思维的价值取向决定法律思维的性质，而不是法律自身的客观属性决定法律思维的性质。因此，单纯地强调法律思维的法治性，而忽视其非法治性，是不能全面解读法律思维的真实意义的。